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23日B17版关注了不同地区创业的两位同学，在大的经济背景下的不同际遇。事实上，除了无奈关厂之外，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产业转移，伴随他们的还有远走他乡的农民工。对于成千上万在中国沿海地区谋生的农民工来说，他们从没有想过能稳定在一个地方生活。只要能赚到钱，千里迢迢离开家前往沿海地区，这家企业垮了，收拾行装，再投奔另一家是常事。然而，去年以来，一场覆盖全球经济体的萧条大面积袭来，数以万计的沿海工厂倒闭，让他们连“再投奔”的机会都没有。于是，大批农民工想起了回家，从而形成了一股沿海返乡潮。
然而，近日记者走访返乡回家的农民工时发现，回到湖北这样的中部城市以后，他们的生活品质和工作环境反而有所提高。许多农民工都表示，“不愿再去沿海，在这里挺好。”同时，许多沿海企业也开始注意到中部崛起的经济效益，纷纷放弃沿海市场，到湖北投资办厂。大学毕业生也越来越多地放弃“东南飞”的念头，就地择业。日前，2012年武汉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指出，武汉地区高校超七成大学生毕业后留湖北。有经济学家认为，在沿海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湖北等中西部地区已经做好了承接产业转移准备，这也是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原因。本报记者 王晴 曾茜
◇企业声音
中部崛起 扩厂更有发展
为了节约每个月2000元的房租，王新建已经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了半年了。而此前，他是上海某外企中国区副总裁，年薪数十万元。
今年3月，王新建在武汉创立了云果星少儿创新教育中心。和以前当“金领”的日子相比，他说，现在苦得多，累得多。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王新建对未来很有信心，“如今的武汉，就像几年前的上海，正处于高速发展期，这里面商机无限。”目前，王新建已在武昌水岸星城、汉口万松园路等地开了4家培训班。
和王新建一样，越来越多在沿海城市打工和办企业的湖北佬，看中中部地区的发展潜力，“孔雀”东南飞后，又飞回了老家。
从东南“飞回”湖北办企业
金领干得好好的，突然要创业，王新建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对。“我在上海工作多年，在那边买了房成了家。要是回武汉，就只能和妻子两地分居。”而王新建在武汉的家人都认为，创业风险太大。
但王新建看到的，却是武汉蕴藏的巨大商机。“以武汉为圆心，半径800公里以内，可以覆盖中国80%的大都市，其中也包括上海等一线城市。”在王新建看来，现在的武汉，就如2000年他初到上海时看到的一样，正在积蓄快速发展的能量。
而在外打拼了十多年的传统制造企业老板何勇明，也从浙江“飞”回了湖北，在2010年9月，把分厂开回了老家荆门京山县。记者了解到，何勇明的斯洁清洁用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清洁工具，60%内销，40%销往海外市场，第一个厂开在浙江永康市芝英镇。
选择回乡开厂，何勇明称，他最看重的，就是老家的用工资源丰富这一优势。“2009年、2010年，当时市场行情好，企业订单疯长，但工人跟不上，只能干着急。”这一次经历，让何勇明感受到，稳定的员工对一个企业来说有多重要。
此外，何勇明也认识到，传统制造行业从沿海城市向内陆发展，这是未来的大趋势，“我们先一步把工厂开回去，作为企业的生产基地，而浙江的厂就作为企业销售和创新的窗口。”
何勇明告诉记者，浙江工厂的年产值是1000多万元，而京山工厂的年产值已达3000多万元。
能招到人，这下放心了
有这样一个规律，企业内迁，主要是想摆脱珠三角、长三角等用工荒与成本上涨的劣势。然而，内陆人工成本的优势也在逐渐减弱。
“和浙江永康一样，京山一个一线操作工人的工资也是2000元左右，从成本上来说，相差并不大。”何勇明表示。不过，内陆工人的稳定性，却对他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很多湖北人在外地没有归属感，尤其是成家后，孩子享受不到平等的教育机会，都干不了几年就要回去。”把工厂开回内陆，何勇明想，至少不用再为招不到工人而发愁了。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程必定认为，农民工返乡是个长期趋势。伴随着产业转移，输出地有了更多家门口的就业机会，收入也不低，“农民工不用担心回来找不到工作，而且多数人希望归巢”。
“同时，这些在外的务工人员回老家，不仅仅带回来资金，也带回了他们学到的技术，和更加开放的思维。”何勇明表示，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返乡企业和地方经济都会受益。
何勇明返乡的目标很明确，但王新建则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迷茫期。“2007年辞掉工作后，我在武昌干过餐饮，第一次创业缺少经验，只做了一年就关掉了。”此后，王新建到江、浙、沪等地到处考察，对服装、食品、会展、广告等行业都动过心，虽然对于做什么很迷茫，但对在哪里做很明确，“几年后，我又回到了武汉。”
这一次，王新建选择了教育行业，“据德勤咨询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12年，中国整个教育培训市场规模将达到9600亿元，潜力很大。而且湖北是教育大省，武汉有非常丰富的人才资源，师资不用愁。”
产业集群资源最难割舍
从沿海转战内地，何勇明和王新建都经历了一个适应期。
“在浙江，企业的创业环境很好，有很完善的产业链。”何勇明说，搬回内地的这两年，他发现武汉工厂的利润率比浙江工厂要少。“在内地，不管是物流成本、原材料成本、时间成本，都比沿海城市要高。”
一位正在考虑返乡，却迟迟没有付诸实践的湖北籍企业家告诉记者，沿海城市的产业环境和配套服务对他仍有很强的吸引力，“如果回家做，可能我们的机器坏了一颗螺丝在当地都配不到，在这里一个电话就会有人送过来”。沿海城市已经成型的产业集群成为他难以割舍的资源。
“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同样的湖北工人，在湖北工厂没有在浙江工厂上班的工作效率高。”何勇明告诉记者，可能是受中部大环境影响，工作节奏要慢一些。
“刚从上海回来时，还真是很不适应。”王新建表示，上海的政府部门分工明确，办事效率更高，不踢皮球，不拖拉，而当时武汉的有些政府部门“真有点‘门难进，脸难看’的意思”。
对此，何勇明也很有感触，“这两年做下来，感觉在沿海做生意比较单纯，但在内地多了不少‘干扰’，需要各种‘公关’，不能真正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做生意上。”
最怕“招来外商，打成重伤”
因为很小就离开了家乡，何勇明对京山的印象并不深刻。之所以选择京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2010年当地政府的招商引资。
“首先是有土地优惠政策，6万4千元一亩的土地，厂房建好后一亩返3万元；政府还出面组织招聘会，春节务工人员返乡时，发动各个村的书记来帮忙招工。”这让何勇明感受到了家乡的变化，“以前老觉得老家的经商环境不好，那次发现了政府观念的转变。”
不过，何勇明认为，湖北可以向一些发达地区学习，鼓励全民创业。“比方说，在浙江永康，不少小城镇，每逢初一到初十，都会举办集会。企业、个人把自己的小发明、小创造进行展览，如果有企业看中，这些小发明创造就能转变成经济价值。”何勇明表示，如果政府能牵头做一些这样的活动，能营造更好的创业氛围。
王新建提到，之前他参加过不少武汉市组织的中小企业培训，包括“资本运营总裁班”、“创业培训班”等等，“但感觉实操性不强。”王新建认为，可以向上海创业帮扶中心学习，“组织了一些很有针对性的面向创业者的培训，比方针对想开花店的创业者，培训包括了解植物的习性，插花、包花，如何选址，店面装修等等，很有指导性和实用性。”
何勇明告诉记者，在他们这些在外打拼的企业家之间，流传一句话，叫“招来外商，打成重伤”。“有的返乡企业碰到了一些问题，比方回去3个月政府就要求‘下蛋’，或者政府一换届就不认人。”
上述正考虑返乡的企业主也提到，沿海的城市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开放、系统的市场环境，一些企业主都担心回到湖北生意会变得更难做。
◇数据
承接产业转移 湖北是首选
“在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过程中，湖北成为首选地之一。”记者从湖北省商务部门了解到，在产业转移的带动下，2011年，湖北的招商引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省签订的招商引资合作项目，涉及总投资逾8000亿元；实际利用省外资金超过2000亿元，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40亿美元。
提到产业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机遇，省商务部门的官员介绍，截至去年年底，湖北省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16个，其中投资总额1亿美元以上外资项目12个，到鄂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已近百家。
今年以来，虽然国内经济放缓，但湖北引进外资和对外合作依然形成亮点。据省商务厅统计，今年1-7月，湖北新批外商投资企业128个，同比下降31.9%；合同外资15.8亿美元，同比下降44.7%；实际利用外资32.3亿美元，同比增长22.0%。全省引进省外资金新项目1685个，实际到资3341亿元。
另一方面，1-7月，全省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24亿美元，同比增长14.5%；新签合同额23.9亿美元，同比增长69.4%。新签劳务人员工资总额5746万美元，同比增长23.4%，劳务人员实际收入总额5024万美元，同比增长21.9%；外派各类劳务12456人次，同比增长19.7%。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投资额3亿美元，同比增长1.2倍。其中湖北地方企业实际投资1.65亿美元，同比增长1.4倍。“相较而言，湖北的这些数据远远在沿海城市之上。”省商务厅官员表示，这些具体数据已经足以说明湖北已经做好了承接产业转移的准备。
◇农民工故事
一年换三个企业
最终回家谋生路
让熊玉芬想不到的是，回到家乡以后，她的工资涨了2000元左右，工作也更稳定，还和企业签了劳动合同，对方为她缴纳五金。“不准备再走了，回来还可以和丈夫孩子待在一起。”
一年换三家企业做工
36岁的熊玉芬是新洲农民工，10年前，她跟随同乡一起到广州打工。当时，村里的人都羡慕她会赚钱，每个月往家寄的钱足够让家人吃喝不愁。“10年前在广州真的很好赚钱，每天工作做不完。”熊玉芬是服装厂的车工，当时的工资每月都已经可以拿到3000元以上，最好的时候甚至可以拿到5000元。
原本，熊玉芬以为会在广州这样的沿海城市继续待下去，赚足钱以后，供孩子上大学。谁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她感到赚钱越来越吃力。“其实2008年年底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所在的工厂突然放假，只好换家企业。”然而，这次熊玉芬发现，即便更换企业也改变不了现状。
去年9月，熊玉芬所在的服装厂停工，她和其他工人一起被迫离场。“听说是接不到新订单，我们没事可做。”随后，熊玉芬又找到了另外的工厂上班。“我们的工资是按照业绩算钱，连续加班的红火没有了，还经常放假。”熊玉芬说，她找到的另一家工厂，几乎隔几天就会放假，一个月下来能上25天班已经很不错了。与10年前相比，她的工资还降低了不少。“我连续有5个月都只拿2000—2500元左右，除去生活费几乎没钱寄回家。”更让熊玉芬纳闷的是，之后她又经历了两次工厂倒闭，换了三次工作。“我的最后一份工作，才做了不到两个月就被告知工厂倒闭，还欠我20天的工资。”
回武汉赚钱想自己创业
“没活干只能回家。”熊玉芬承认，在经历了多次工厂倒闭以后，她确实感觉到十分灰心。但没有立刻想到回家，怕回家后同乡人笑话。“我犹豫了很久，后来实在没有出路。”今年3月，熊玉芬在连续15天没有接到活的情况下，收拾了行囊回到新洲老家。
让熊玉芬欣慰的是，回家以后，她发现许多在珠海、深圳打工的同乡也早就回家重新找活，她才发现，大家境遇都差不多。4月底，熊玉芬在熟人介绍下来到武汉汉阳的一处服装厂，依然做车工。“我的技术算很不错的，所以很快得到了厂里的赏识。”提起自己的专业，熊玉芬很有自信。
最初的时候，熊玉芬并没有打算能在武汉赚到很多钱，等到沿海经济好转就再回去。然而，等到第一个月发工资时，她惊喜万分。“5月我拿到了4000元的工资，真的很惊喜。”熊玉芬说，那一个月，她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工作任务下来，最长的加班时间要到晚上10点。“工作多就意味着工资多。”熊玉芬不怕加班，从广州回来的经历来看，无事可做更让人心慌。
随后的两个月，熊玉芬每个月的业绩都能达到4000元以上。“离家这么近，我都不需要把钱寄回家，坐公交就能回家看孩子。”更让熊玉芬开心的是，厂里为她提供了宿舍和三餐，每月还正规缴纳五金。“哪个还想回广州，那么远，不去了。”问起未来的计划，熊玉芬否定了之前的想法。现在，她向老板学习了一些创业的经验。如果可能，两年以后，她也能在武汉开一家服装加工厂，自己当老板。
◇专家观点
叶青：人才不必东南飞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返乡潮显现出来的现象，并不是人才不愿东南飞，而是不必东南飞。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发展速度增快，人才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人力成本增加，工资收入也随之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大学生还是农民工都不需要舍近求远，留在内陆就能赚到比沿海更多的钱，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所以返乡潮也就逐步形成。
“深圳去年关掉了1万多家厂房，工人们没处可去，也只能回来。”叶青介绍，沿海地区的经济许多都是靠境外经济来拉动，随着经济危机出现，欧美一带的经济不景气，沿海地区的许多企业接不到订单，导致工厂停工，工人无事可做只好回家。另外，也有不少工厂在生意淡薄的时候，采取了升级换代的方式来节省开支。“我所知道的一家工厂，原本一个工人操纵一台机器，后来经过了技术升级，一个工人可以操纵8台机器，人力成本就大大降低。”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技术升级，使得一批被淘汰工人也只好回乡。
除了农民工以外，大学毕业生也同样不再以沿海城市作为工作目的地，留在本地寻找工作机遇。“有数据说，去年武汉毕业的大学生有一半都留在武汉工作，没有像以前一样大批量前往沿海城市。”叶青表示，由于中部崛起、拉动内需等多种政策的支持，湖北武汉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大学毕业生等高科技人才不必前往沿海就能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和岗位。不仅如此，随着沿海产业转移，中部高新科技的机遇更多，发展前途更好。因此，更多大学生选择了留在武汉等中部地区发展，而非前往沿海。
姚莉：企业返乡对经济是不小的拉动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姚莉认为，民工提前返乡，首先肯定是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之前不少人都认为经济下行的趋势今年会见底回升，但我们现在认为，这次经济危机的持续性和影响力都有可能超出预期，并不乐观”；其次，姚莉认为，这种返乡是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传统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这是符合梯度理论的，是一种必然趋势。”
而对于不少企业返乡创业，姚莉表示，这对中部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不小的拉动。“比方说安徽，因为离沿海地区更近，得先天优势，这几年有好几千亿的产值转移到省内。”姚莉认为，内陆地区仍是一个不完整、不充分的市场经济，这一点跟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在营造市场软环境上再加把力。”不过，姚莉坦言，这还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