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喻静
8月伊始，五位新任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走马上任，其中一位吴红波，是来自中国的第八位联合国副秘书长。
上任第一天，吴红波将被要求在一份誓约上签字——誓约规定，从那一刻起，他就不代表任何国家。
仅仅在一天前，他还是中国的驻德国大使。刚接受完一家德国媒体的专访，在近三小时的采访中，吴大使就中国政治体制，中国在维护人权、保障新闻和言论自由、保护知识产权领域所做的努力，西藏政策及德媒体涉华报道等详细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而从此之后，他仅是一名只代表全球利益的国际公务员。
实际上，继今年潘基文连任后，上一届的高层管理团队任期已经悉数到期，数个D级以上高管职位虚位以待，对于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增强话语权的中国而言，是否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为数不多的D级高管
潘基文于今年1月开始第二个任期后，其高级管理团队的人事调整也提上日程，变得更为引人注目。继去年12月初宣布数位副秘书长级的人士将于今年上半年离任后，联合国秘书处副秘书长级的职位空缺也因此增加为9个。此外，高层管理的职位空缺也比较严重，其中包括服务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5位助理秘书长。
众多的缺位需要填补，“五常”理事国除了在任定的一位副秘书长之外，早已开始了激烈的争抢。然而事实上，D级（联合国副秘书长以下管理人员的最高级别）以上高管中一直鲜见中国官员的身影，却时常能看到来自同一地域的日本、韩国的D级高管，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场合充当协调者、调停人乃至救济者。这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国在联合国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显得极为不称。
此外，更难以忽视的是，联合国高级管理层中，中国职员在语言部门的较多，但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关键部门工作并担任高职的则屈指可数。
在联合国1.5万多名职员中，属于地域分配的职位大约2500个左右。这部分职位属于联大经常性预算部分，数量相对较少，但多属于关键、稳定、重要之类，具有较大影响力。而按地域分配原则，属于中国的职位数量范围在55~74人之间，属于中等偏下的范围。
在这不到100人的中国官员阵容中，仅有七八名属于D级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的则都是P—2级至P—5级的业务类官员，而美法两国在这一数字上至少是中国的5倍以上。
联合国国际公务员的职位等级划分十分严格，按职务性质一般可分为高级官员（D级以上职位）、业务类官员（P级职位）和一般事务类人员（G级职位）。其中D级官员很多都是各国的部长级高官，而这一仅占联合国高级管理人员总量1%左右的群体，却最能左右联合国的话语导向。
中国职员在高级管理层代表性的明显不足，严重影响了中国在联合国事务中的参与程度。特别是近年来，联合国及其附属的国际组织不断进行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造成招聘国际公务员的空缺越来越少，各国应聘竞争空前加剧。
在这一空前的竞争中，虽然语言已不再成为障碍，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中国职员的发展影响甚大，很多中国职员对联合国的西方文官制度并不适应，也难以适应西方的官场文化，因而止步于更高一级别的职位竞聘。
必须国际化、多元化
在选拔高层官员方面，联合国一直有着自己独到的标准，虽然并没有具体明文规定，但确有传统的做法。而这些做法都是由一个个惯例和不成文的原则拼接而成。
例如，根据联合国惯例，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人不能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但可以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中，五常国家都有一个职位，这一做法暗合了联合国均匀分配的原则。
而每位五常国家负责的秘书长职务也并不固定，都是轮流坐庄，近两次联合国换届，来自中国的副秘书长就先后被任命了联合国大会与会务秘书长和经济与社会事务秘书长两个职务，这与联合国秘书长以大洲为区域单位轮换的做法如出一辙，应合联合国的区域轮换原则。
而具体到个人的提擢上，因为获得安理会推荐要得到多数会员国的认可，这使那些具有多元政治文化背景的人物更容易被接受。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出生于非洲加纳，曾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和瑞士的日内瓦读书，还获得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学硕士学位。他的夫人是一位瑞典人，他本人能说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几种非洲语言；前秘书长加利则出生于阿拉伯国家，但信奉基督教，其妻子是位埃及犹太人。他本人毕业于开罗大学，获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并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过客座教授。他通晓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
而中国此次履新的吴红波先生，也是一名资深外交官，曾任中国驻德国大使，见多识广，在国际关系领域有超过30年的经验，同时担任过多种领导职位。可见那种国际化、多元化的人物才是联合国高层的理想人选。
但越往高层，往往越是诸多利益的汇聚点，就好比如今国际安全事务副秘书长的席位悬而未决，而当前亚非拉国家安全形势严重，因此在这一人选上，自然要颇费一番心思，既不逆南方心意，又能兼顾北方要求。而如此一来，最终只能寻找利益的汇合点，找到一位既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又顾及大国关切的副秘书长。毕竟联合国是集体安全体系的象征，其最大的困难就是处理好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问题。
而对于当任的联合国高级官员来说，最重要的在于，某一实践是符合当下国际格局的。因为在联合国内部许多机构的选举和投票，都是要分地区集团的。因此他常常会被置于困境和尴尬之中，他必须左右逢源、四处奔波，耐心地调解和平衡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才能维持起码的联合国工作。就这一处境而言，相比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高官可谓世界上最棘手的国际公务员职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