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麟
有宋神宗力挺，王安石终于一偿夙愿，全面主持变法工作。王安石踌躇满志，决心大干一场以报君恩。
熙宁二年三月，也就是王安石上任的第二个月，紧锣密鼓的全国经济调研便开始了，他先让各地漕运、盐铁官员上报财用利害。四月份，又派遣八个调研组下基层，考察各地的农田水利赋役。调研完毕，王安石在七月设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推行青苗法，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这年闰十一月，设置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监管勾农田水利差役官”，总共四十一人。宋代的官名往往长得吓人，但说白了，就是下派各地主持变法的官员。
熙宁三年正月，朝廷下诏要求各地贷出青苗钱。十二月，改各地更戍法，立保甲法和免役法。熙宁四年二月，改革科举，废除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考核进士。熙宁五年三月，推行市易法；五月推行保甲法和养马法；八月颁布方田均税法；九月开始征收免行钱。
短短四年，王安石的变法摊子完全铺开。
通过青苗、免役、市易等一系列改革，宋神宗的府库堆积如山。元丰元年，中央总共有32座存放财富的库房。但后来库房不敷使用，又加盖了20座，由此可见变法对“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
王安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有人献给王安石一块古砚，说此砚特别润泽，呵气成水，磨墨时无需注水。王安石听罢大笑，一口回绝对方：“即使这砚台呵气能得到一担水，又能值多少钱？” 姑且不论故事真伪，但其实用主义表现在变法上，就是“理财”。用王自己的话说，“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司马光对这此嗤之以鼻，他说“天下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王安石变法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还是“其害乃甚于加赋”？不妨看看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的效果就知道。
青苗法改革以前，各地的官方粮仓（常平、广惠二仓）均有十五万以上贯、石的储备，遇粮价贵时，低于市价卖出；遇粮价贱时，高于市价收购，以此平抑物价、避免谷贱伤农。实施青苗法后，政府将官仓储备作为青苗本钱，在夏秋未熟以前，借给农民，农民收成后需还息二分。
青苗法的动机，看似不错，它类似于今天的农户联保小额信用贷款，目的是为打击民间高利贷。但地方官员为了改革业绩，将这种本应自愿的借贷，变成强行摊派。
两分息的青苗款一年两次向农民摊派，年息达40%。而在实际操作中，各地官员为了追求财政收入，常擅自加息。如河北提举常平官王广廉率先在当地实行三分息，一年两次放贷年息达60%。取三分息的绝不止于河北一地。
官方高利贷，盘剥力度远胜于民间借贷。况且，私人高利贷还会宽限贫民，在他们无力偿还时会继续放贷，以便他们维持生活和生产，最终能还清欠债。而政府高利贷有国家机器做后盾，贫民一有拖欠就要受到刑罚追索。
免役法其实是“以钱买役”。此法规定，民户无需自己服各种差役，改为向官府纳钱雇人服役。从服役到雇役，本来是一个进步，但免役法将征收的对象由原来的富人扩大到穷人，扩充了征收基数，使得“役钱”成为民间又一笔重赋。
政府在征收役钱时还允许截留“羡余钱”，这激励政府多收入少支出。在实际操作中，民户已经交免役钱，官府却不愿雇人服役，而以保甲法中的“保正”、“甲头”来服役，层层转嫁，最后百姓交完免役钱后仍要服役。
免役法最终成了变相征税。熙宁七年，有人在南京赏心亭题诗：“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 甚至，因剥削太过厉害，宋神宗也不好意思地说：“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民。”
而市易法，其本意是为了平抑市场、打击商人垄断，但最终效果却导致国家垄断。
熙宁五年，政府开始在主要城市设立市易司，平价收购市场滞销物质，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账，政府收取息金。政府参与商业经营，逐渐成了市场老大，不仅垄断“国计民生”的大买卖，最后甚至瓜果、锥刀、冰炭、负水、拾发、担粥、提茶这些小本生意也不肯放过。
而市易法中的政府借贷，与青苗法一样，也使普通商人不堪重负。熙宁八年七月，大商人郭怀信向市易司借钱购买贩盐的指标，虽然还清了本钱和息钱，但是因为没有按期还钱，被市易司罚钱1500余缗。类似的垄断和处罚举措，即使是大商人也吃不消，更不必说那些中小商人。
元祐二年，苏辙上奏朝廷，希望对所有还清市易本钱的商人，一律免除他们的息钱和罚钱。动议得到批准，本想会恩泽甚广。但苏辙走访京城开封底层商人时发现，这一政策对于贫下之家不起任何作用。面对官府的催逼，他们为了还清本息和罚钱，往往换个名字，借新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无法统计他们到底欠了多少本钱和息钱、罚钱。经统计，苏辙发现开封欠市易钱户共计2.7155户，共欠钱237万余贯。其中“大姓”35户，“酒户”27户，共欠钱154万余贯；“小姓”27093户，共欠钱83万余贯。
显然，短短数年积累的“国富”，是建立“与民争利”基础之上。变法给大宋朝带来财政繁荣，但却为国运转衰埋下祸根，这是宋神宗和王安石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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