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1989年，荷兰女王计划访华，她精心准备的礼品单中，有一本荷中双语的著作《中荷交往史》，作者为荷兰莱顿大学学者包乐史（L.Blusse）。
这位早年曾到中国台湾学习汉语，并留学日本，对海外华侨史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在其作品中开宗明义说：“就如荷兰人是欧洲的海上马车夫一样，福建人是中国的海上马车夫。”
按照他的描述，1596年6月，第一支成功抵达亚洲的荷兰船队，在爪哇岛西部一个叫万丹的贸易中心，首次与华人相遇，他们是来自福建晋江的海商。从此，中荷之间400年交往史的序幕拉开。
这一年，在晋江安平海边的小渔村里，一个小男孩正在蹒跚学步，他就是后来让初到台湾的荷兰人头疼不已的郑芝龙。
16世纪时，中国内地的生产活动大多仍处于自给自足的水平，或仅限于国内交易，而福建人生产的丝绸、瓷器及糖等商品，大多数已出口海外市场。但明朝出于政治考虑及自大的天朝心态，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使东南沿海居民大量失业，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
闽人别无出路，只好犯禁入海，争相从事走私贸易，继而演变为激烈的海盗活动。他们伙同徽州、广东等地的私商，还有来自日本的浪人，伺机洗劫漫长海岸线上守备薄弱的地方，这就是所谓“倭寇”的由来。
福建的地方官员意识到，仅靠武力无法彻底剿灭海盗，只有繁荣沿海经济，才能标本兼治。1566年，福建巡抚都御史（地方军政一把手）涂泽民上奏朝廷，申请破例让依海为生的福建人从事海外贸易，同时官府加以严格的监督。他的申请得到批准，朝廷制定了一种特别的“给引”制度，每年向福建海商发放100～150份注明所去之处的“引票”，只有手持此凭证，商船才能合法出洋。
官府规定，除日本仍然禁止通商外，商船可贩运货物至东南亚一带贸易。荷兰船队在爪哇万丹遇到的，就是这些享受特殊政策的福建海商。
早期获准出海的福建商船，都是不带武器的，且船体不大，只能搭载百余名商人和货物。不过，极为有限的“引票”，毕竟无法满足福建海商越来越大的胃口，而日本诸藩对中国产丝绸、珠宝等奢侈品的喜好，也使人为阻断的中日贸易，需求变得愈加强烈。这就是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前后，以李旦、郑芝龙为首的大规模海上武装走私集团，以亦盗亦商的方式，勃兴于东南海域的重要原因。
一心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争夺亚洲贸易据点的荷兰人的加入，明清之际中国统治权的更迭，使这一海域的商业、政治形势乃至国际关系，都变得愈加复杂。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奠基人傅衣凌，是最先关注明代福建海商的国内学者之一。他认为，自15世纪至17世纪中后期郑氏集团据守台湾时，即以明代为中心的前后300多年里，是福建沿海商人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尤其是17世纪的福建海商，已经进化到自由商人的阶段，国内产业界创新革命的萌芽，西洋各国科学思想的渗透，加上江西陶人、江浙丝客因海外贸易的机缘吸引纷纷入闽，呈现从手工业者转变为新式商人之势，都预示着中国经济有朝着新方向发展的可能。
傅衣凌推断，假如代替明朝的，不是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清朝，中国或有机会慢慢踏上资本主义之路，已有的庞大海商资本，大可充作原始积累而得到有效利用。
可惜，天不遂人愿。曾经面临关键转折机遇的古老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错过了工业革命，而一度傲立潮头的中国“海上马车夫”，也未能像荷兰及其他西欧同行一般，真正扮演开创大场面的那个杰出角色。
本版文章均为本报记者谭洪安采写，感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支平、历史系主任王日根提供的支持。图片均选自包乐史《中荷交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