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润(1838-1911)，清末买办和工商业活动家。
张秀莉
买办是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兴起的一个阶层，也是近代中国社会中最有争议的人群之一。有人说他们是“洋奴”、“卖国贼”、“帝国主义的走狗”；有的人称其为“东西间的桥梁”。对买办认识上的分歧，缘于不同的视野与语境。
开埠初期的上海，对买办有不同的称呼，如“康八杜”、“康白度”、“糠摆渡”、“糠摆度”等，皆系译音。杨勋的《别琴竹枝词》有：“多少洋行康八杜，片言茹吐费疑猜。”《沪游竹枝词》谓：“糠摆度名不等闲，宁波邦口垺香山。逢人自诩呱呱叫，身列洋行第几班。”《洋泾浜山歌》中有“洋行买办糠摆渡(Comprador)”。译名“糠摆渡”者，巧妙借用“摆渡”词汇，形象而传神，道出了买办在东西方交往中所起的类似桥梁的作用。
近代上海买办的籍贯集中在广东、浙江、江苏三个省份，其他地区的比例很小。最早的一批买办以广东人居多，这部分买办是跟随原在广州的洋商来到上海。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中小洋行的涌现，买办群体的规模也迅速成长。在这一过程中，买办的籍贯也从早期的以广东人为主转变为以江浙人为主，至20世纪初，江浙籍买办已占绝对优势。
买办不仅是外商企业的雇员，而且是对华业务的中介人和合作伙伴，他有独立的买办间，买办间的雇员都由买办招募，并为他们提供担保，买办须向外商企业交纳保证金，其数额根据经营业务的性质而有高低之分，银行买办的保证金最高。买办往往雇佣关系密切的人，以便于控制、减少风险，由此造成了买办职业的家族化现象。
买办的家族化可划分为两种形式，一类是同一机构中的父子相继、兄终弟及；一类是家族成员在不同的外商机构中担任买办。下文将分别以徐润家族和席正甫家族来展开分析。
香山买办：徐润家族
徐润(1838-1911)，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祖籍广东省香山县(今属珠海市)北岭乡，毗邻澳门。澳门作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是外商洋行从事对华贸易的桥头堡，在鸦片战争前已有大批香山人任职于这些洋行。1842年，五口通商后，他们便跟随着洋行进入这些通商口岸，担任买办，随着洋行业务的拓展和数量的增加，形成了声势显赫的香山买办群体。
徐润的伯父徐钰亭(字德球，号钰亭)，就是通过上述方式来沪发展的。1843年，上海开埠，英国商人必里士出资创办宝顺洋行，请徐钰亭全权经营，不到10年的时间里，获利无数，名满中外。徐钰亭也成为有名的富商，他在上海发达后，扶助大批香山的各族子弟来上海发展。四弟徐荣村(字德琼，号荣村)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任职于宝顺洋行，还在当时最为热闹的小东门外咸瓜街开设商号，经营丝茶和烟土，几年间就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
徐荣村最为今天的上海人所知晓的当属他与第一届世博会的渊源。1851年5月1日，在英国伦敦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应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之邀，共有10个国家参展，展期161天，观众高达630万人次。其时徐荣村正在上海经营荣记丝号，闻知展会消息后，即将荣记经营的七里湖丝精选了12包寄往大会参展，包装麻袋上贴着“YUNGKEE KEENSEON”(荣记亲选)标签。评委们反复比较后，最终认定“荣记湖丝”为展会第一名。维多利亚女王得知后，亲临观摩并奖金、银牌各一枚，还手谕画师写画一幅，中作洋人两翼欲飞状，以为徐荣村的产品执照，寓意荣记湖丝当飞行天下。执照上有当时掌管此事的英国伦敦奚柏院会所总理亚尔拔的签名。
“荣记湖丝”果然应了女王祝福，声名远播。徐荣村颇具商业头脑，他请人将英王所赐画像临摹下来，权充商标印在其经销的商品上，引得客户竞相订购，而且贴有小飞人标签的货物出口英国还享受免检待遇。
徐润15岁时，即由四叔徐荣村带到上海，在宝顺洋行学徒。徐润在经商的道路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开始了他在近代工商业领域轰轰烈烈的事业。
徐润当学徒期间，每天早早起床读书认字，深得洋行大班的赏识，认为其日后必有出息。因此，他很快由学徒、帮理账务、主账，升至副买办、总买办。他的经营胆识远远超过伯父，在沿海各埠设立分号，并且派人到日本长崎开埠。徐润在任职洋行期间，就开始经营自己的商号。1859年，与曾寄圃、徐芸轩合开绍祥字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与人合股开设敦茂钱庄。1860年，在温州白林试办润立生茶号，每年净赚三四万两。1864年与友人合开协记钱庄。
1863年，年仅26岁的徐润，听从宝顺洋行股东爱德华·韦伯及继任大班投资地产的建议，在扬子江路至十六铺地场，南京、河南、福州、四川等路可以接通新老北门直北至美租界各段地基，买进土地2960余亩，造屋2064间，由此成为风云一时的房地产巨商。
1868年，徐润离开宝顺洋行，结束了作为买办的职业生涯，自立宝源祥茶栈。河口、宁州、澧溪各茶号如旧，增加漫江、羊楼洞、崇阳、湘潭、长寿街等茶号。他以茶栈带茶号，自成销售系统，既自行投资贩卖，又以茶栈代客买卖，收取佣金，获利丰厚。他经营的茶叶品牌如河口的天馨、澧溪的怡兰享有盛誉，大量销往俄国。有人估计，在19世纪70年代前后，宝源祥茶栈得到上海钱庄通融的款项，经常在200万两银以上。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口岸，而宝源祥又是最大的经营茶叶出口的茶栈，徐润在茶叶出口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1873年，徐润受李鸿章札委，会办轮船招商局，发挥了极大作用。在招商局前后募集的200万两资本中，徐润一人附股48万两。1876年，徐润与唐景星、陈菱南、李积善等创立仁和水险公司，1878年又创立济和水火险公司。在轮船招商局购并旗昌轮船公司过程中，徐润一手筹划以220万两收购旗昌的全部财产，使得中国轮船的吨位猛增到400万吨，占进出口中外船只吨位总数的36.7%，从而奠定了中国航运事业的基础。
徐润曾对自己在1883年前拥有的资产做如下盘点：
余所购之地者达2900余亩，已建筑者计320余亩，共造洋房51所又222间，住宅2所，当房3所，楼平房街房1890余间，每年可收租金12万2980余两，地亩房产名下共合成本223万6940两，外又买存各项股票，除沽外实存42万6912两，八折作34万1530两，又合业典当架本34万8571两3钱，七折作24万4000两，股票抵押各欠39万7000两，共计实有银340万9423两3钱，股票八折、典本七折作银321万9740两。(《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4-36页。)
据统计19世纪8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7.4两，这一数额按批发价可以购买一个中国人平均每年所消费大米数量的2倍。而当时京官中汉族一品文官的年俸307.8两，地方一品文官的年俸只有180两。(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第33-34、288页)上述数字的强烈对比，不禁让我们自然联想到“富甲王侯”！据徐润自己估算，这些资产的价值在20世纪初已上升到一千七八百万两。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这些民间谚语全部在徐润身上应验了。中法战争的影响、债权人的催逼、嫉妒者的倾轧，不仅使他看似天文数字的资产瞬间化为乌有，而且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世态的炎凉让他一时间尝尽。
遭此重创，几十年的经营功亏一篑，但徐润在刘铭传的扶助下再度崛起。他在后期仍旧大量投资金矿、房地产，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富商。并且创办了第一家民族机器印刷厂——同文书局，与浙江吴氏合创景纶纺织厂于上海虹口。他后来又出任轮船招商局的总办。1904年春，奉商部札委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又董理商学会、立宪公会各事，兼充尚贤堂、青年会、育才书院、广肇学堂董事。作为著名的绅商参与社会团体的管理。徐润还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1904年3月10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支会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出现。徐润作为发起人之一当选为首届华董。1909年，由于他在慈善事业中的杰出贡献而被中国红十字会授予最高的荣誉——金质一级双龙红十字勋章。
洞庭买办：席正甫家族
除了同一机构中买办职位的承继关系，还出现了分布在不同外商企业中的买办家族。席正甫家族来自苏州洞庭东山，他们创造了近代上海商界的家族传奇。汇丰银行是近代上海资力最为雄厚的外商银行，在上海存在了近百年的时间，席正甫祖孙三代就任该行买办长达55年，席正甫担任买办即达30年，他去世后由长子席立功继任，席立功又传给儿子席鹿笙，直至席鹿笙被绑匪枪杀后才由别姓继任。
而这个家族最为人瞩目的还不只是在汇丰银行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有他们所构建的庞大买办网络。洞庭席氏家族除长期担任汇丰银行买办外，还有其他成员出任买办职务，在上海担任外商银行和洋行买办的，祖孙三代(包括女婿)共有23人。外商银行有6家英商银行、两家美商银行、两家日商银行和法、俄、意各一家银行的买办。
除了父子相继的关系之外，由通婚所构成的庞大商业网络及其对买办职业的影响，在洞庭席氏买办家族中表现最为明显。
席家第一代买办席正甫的父亲席元乐娶沈二园的妹妹为继室，并将沈氏所生的小儿子席素恒过继给沈二园，改名沈吉成，沈氏父子从新沙逊洋行成立后即长期任该行买办。
席正甫的第二个儿子席裕昆娶王汉槎的女儿即王宪臣的姊姊为妻，王宪臣是沈吉成的女婿，因为王汉槎与沈吉成在上海合资开设天成绸缎局。王宪臣因此得以任新沙逊洋行的收账员，接任中华汇理银行买办，至1897年再进新沙逊洋行任副买办，1907年沈吉成又通过各种关系让王宪臣接替席锡藩任麦加利银行买办，长达30年之久。
另一买办家族胡寄梅家族亦与席家有姻亲关系，席锡藩的女儿嫁给胡寄梅次子胡筠秋为妻，胡寄梅的堂兄胡笛栏与席锡藩系连襟，其姑母又嫁给沈二园为妻，胡寄梅曾在钱庄做事，后在中华汇理银行和麦加利银行任职，又任华俄道胜银行和华比银行买办，都与席家的势力有关系。胡筠秋与宋子安还是姻亲。
席正甫的第三个儿子席裕光，曾任宝信银行买办和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协理，娶许春荣三女为妻，许春荣是著名的钱庄主，曾任泰和洋行和德华银行买办职务，与席正甫一家交往甚深。席裕光还因继室沈文兰的关系，与陈果夫、陈立夫及叶琢堂都成了姻亲。席裕光的长子席德懋的女儿又嫁给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宋两家的关系更加密切。
席正甫的弟弟席缙华的女婿叶明斋任横滨正金银行买办，叶明斋的儿子叶振民又娶席锡藩的女儿为妻，叶振民得以继任中法工商银行买办职务。
席正甫的幼弟席素恒(沈吉成)的大女婿黄振之，在席缙华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时任副买办，他在上海做丝绸生意，自己是钱庄出身。
通过席家这一庞大的婚姻圈，我们可以发现“姻娅联络”，旁及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成了更加广泛的买办集团。他们不仅编织了洋行、钱庄、银行业之间的商业网络，而且与宋子文家族、陈果夫家族等政界要人建立了密切的姻亲关系，这也是这个家族长期立足于上海金融界的重要基础。
买办职业的家族化
除了上述两个家族的个案以外，买办家族化的现象非常普遍。近代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分别由潘姓和胡姓家族长期担任买办。
广东南海潘氏与上海工部局的关系渊源甚远。早在1860年代，潘氏族人潘梓山即为工部局买办，与潘梓山同时在工部局服务的还有潘禹铭，1886年工部局在悼惜潘禹铭的文章中，称潘禹铭在工部局服务25年以上。据此推算，1860年前后，潘禹铭已进工部局。潘禹铭故世后，其子潘菊轩继任工部局买办，1930年，年老告退，买办一职由其弟潘明训继任。潘明训自幼即入工部局，至1936年为工部局服务已有50年，则在潘禹铭逝世之年，潘明训即入工部局。此外，在工部局总办、财务两处服务的潘氏子弟还有潘菊轩之子潘世琚，潘明训之子潘世琪、潘世琛。
故有评论谓：“工部局自创立于黄浦江畔以来，其买办一职，即由潘氏一族世承不替……夫在此人士倥偬，沧桑变幻之中，百年以来，工部局董事名衔之更易者已不知凡几，而总办财务二处职员之调动者，亦不知凡几，独潘氏与本局之关系，得始终维系不断，斯诚春申之佳话也。”
胡氏家族任法租界公董局买办已历三代，信誉素著。胡方锦和弟弟胡方铭都是法公董局买办，其父辈已开始担任此职。胡方锦去世后所有一切事业均由其子胡国城继承。胡国城担任买办5年后，因沐浴中煤毒亡故，又由其弟胡国盘继任。
买办家族化现象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中都存在，绝非只是巧合。正如工部局董事会在讨论前任买办去世后的买办人选时，建议让前任买办的儿子继任，理由是若任命一位外来的新人当买办，原有的收账员统统都得辞退，因为他一定会坚持把他的自己人带来。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即是买办负责华籍雇员的招聘及家族制的管理方式对人事制度的制约，买办的去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网络，所以只要买办能够胜任其工作，就不会随便予以更换，其他的外商企业中同样如此。
近代上海其他著名的买办家族还有朱葆三家族、朱志尧家族、沈志贤家族、胡寄梅家族等。朱葆三为平和洋行买办，长子朱子奎为三井洋行买办，朱子藩是(汉口)平和洋行买办，朱子衡是(上海)平和洋行买办，幼子朱子昭为天利洋行和汉口礼和洋行买办。其孙朱启丰，曾任三井银行和平和洋行买办。朱云祖和朱志尧先后为东方汇理银行买办，朱云佐的儿子朱鲁异后来任中法实业银行买办。沈志贤曾任华昌洋行、新沙逊洋行买办，弟弟沈百贤任中法银行买办，儿子沈叔眉曾任法商水电公司买办和法商电器公司股东及经理。胡寄梅曾任有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是华比银行的第一任买办，长子胡筠籁担任三菱银行买办，次子胡筠秋继任华比银行买办，四子胡筠庄任德华银行买办。
通过细节性资料描述近代上海的买办家族，也许不仅仅是从纷繁零碎的材料中重构家庭史这样一种历史行为，还可视之为展示在中国口岸城市建立一种独特文化的社会过程。通过买办家族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我们可以更全面了解与理解近代上海社会中这一新兴阶层的生活面相。■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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