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访谈■本报记者 南瑞
作为三联的一个品牌，创刊于1979年的《读书》在三十年间，一直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探讨各类社会文化问题，推动独立思考，以引领思潮为己任。值三联八十周年纪念之际，本报专访了《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贾宝兰。
中国经济时报：您在三联工作多少年了？主要的感受是什么？
贾宝兰：我1982年进入三联，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三十年，从没有离开这里，对三联很有感情，它对我的影响已经潜移默化在我的言行中了。与现在年轻人和作者的关系不一样，我们很有服务意识。韬奋有句名言就是为读者服务。除工作外，只要读者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尽量满足。这也是三联书店的牌子能够发扬光大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还是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读书》杂志在当时非常出名；其次，八十年代三联书店大量引进西方的译著，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首屈一指的。典型的如《第三次浪潮》，印了有几百万册。
中国经济时报：作者队伍三十年间有什么变化？
贾宝兰：刚创办时，第一期的作者都是当时的名人大腕。到后来，八十年代，刚刚毕业的第一批研究生，开始引入西方的东西，当时的年轻人就起来了。
中国经济时报：跟这些作者是否存在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
贾宝兰：你说得对，他们引进西方的东西，有助于在专业方面钻得更深。同时对出版社扩大影响，尤其是对《读书》扩大影响贡献了很多。比如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张维平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还有樊纲在哈佛读书期间介绍的股份制，李培林的《社会学》，他们当时都算是读书的新锐，都三十多岁，对《读书》的影响扩大，功不可没。《读书》近些年发现了不少六零后作者，七零后很少。目前还是以五零后、六零后为主，间歇还有一些七零后。实际上作者队伍在年龄结构上的转换，除了自然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从知识结构上讲，越年轻对新的东西越敏锐。虽然不是那么深刻、成熟，但是思想够敏锐。《读书》要兼顾几种，成熟的五零后和六零后，不成熟但敏锐的七零后，不同的年龄段和行业都要照顾到。
中国经济时报：关注的话题有什么变化？
贾宝兰：《读书》是以书为媒介的思想评论刊物，发表的文章都是和思想界正在谈论的问题相关，这些主线都没有变，中间有一些微小的变化。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读书》是思想评论比较多。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问题意识比较强。再往后，因为学界有些浮躁，我们开始回归，去年创办了一个栏目《经典重读》，希望去掉浮躁，提倡读经典。再一个就是，八十年代我们引进很多经典，在当时的年代，对社会起了积极作用。现在回头看，如果还是用当时那种眼光看待经典的话，有些现在的问题就无法解答。我们需要个反刍的过程，把经典的东西再消化一遍，对问题和理论的思考更深。
中国经济时报：《读书》是否存在约稿难的情况？
贾宝兰：刚接手时，有段时间比较难，但现在没这个问题了。常有人说，怎么名人都跑你们这里了。好多学者会主动投稿，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坚持着品质，可能好多学者也意识到，要想把东西留给大家，还是要坐下来，静静地搞学问，写出来的东西才更隽永。这是知识界出现的好兆头，在《读书》这里也有反映，重温经典现在也是知识界的一个潮流。《读书》办刊的初衷，主要是办给知识分子，所以一直维持低成本运作，稿费比较低。但我相信，给我们投稿的人，追求的并不是稿费，而是影响力。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读书》杂志的未来怎么看？
贾宝兰：不管市场怎么变，知识界需要这本杂志，知识群体需要这本杂志，我们不会过度市场化，沿着过去的路走下去，希望得到更多读者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