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中国网》7月16消息，两年前，云南玉溪市大悲普度寺方丈释永修被杀。后发现方丈有474万元存款和20余万元债权单据。其女要求继承，被寺院管理方拒绝。现诉诸法院要求按继承法继承父亲名下遗产。被告辩称，僧人一旦出家便与俗家亲属脱离关系。中国佛教协会也规定：僧人遗产归常住（佛教指寺观及其田产什物等）所有。新中国以来的法律无明确规定，主要案例倾向按宗教习惯处理，但也有经调解寺院与家属各取所需。记者认为，立法部门似应早日修法，加以明确“宗教法”与国家法如何调适折冲。
“万发缘生，皆系缘分”。既然具神性的方丈西行了，那么充满人性的遗产问题就应该人性化处理、法制化分割。
出家人与财货的暧昧关系，杨联升早有通透说明：与世俗往来密切，乃至滋生了原始的当铺、合会、拍卖以及彩券等筹措金钱的方式。欧洲教会的富有更是街知巷闻，它们可以通过捐税、发行赎罪券的方式筹措宗教经费，其教产之富让世俗的国王们眼热不已，英王亨利八世就曾解散岁入在200镑以下的小修道院，发了一笔小财。
宗教教义并非无往不利，出家人要用钱，入世难免。只是这样的入世其实是为了守一片精神净土。想来非银钱无以广教义，非银钱无以守清净。逻辑看似矛盾，实则顺理成章。而教产的丰盛与俗世信徒的精神渴求大约成正比例，怨不得出家人“不差钱”。
这些通过捐赠、拨款、自营产业等聚集起来的大量银钱，如果转化为庙宇、僧舍、佛塔、佛像，没有哪位僧人敢说自己要占一份，也未见哪个家属跳出来要分割共有财产。偏偏在这些银钱为僧人个人占有，便起了纷争。说到宗教事业，大家都认可是公益；而谈到僧人，便有了歧义，原因大约在于，他们不仅有神性的一面，且有人性的一面，议论双方各执一端罢了。
永修方丈倘是正常死亡，生前一定会对那些存款有妥善安排，也未必不愿意惠及子女。可依据佛教律典，圆寂僧人的个人物品，是要拿出来，或分给僧众，或做慈善，或偿债。元代《禅苑清规》规定，如果一位方丈因老、病，或其他理由应该退休，或不得不离开本寺，其个人物品是要在僧众间抽签或拍卖的。《儒林外史》里，郭孝子送给甘露僧两只梨，和尚把它捣碎，和在两缸水里，给二百多僧众分了，显然做到了极致。
僧人的神性自不必细讲，其人性却不常有人提起。汪曾祺的《受戒》大约可以给些启示：小明子的家乡出产和尚，小明子便跟着做和尚的舅舅到荸荠庵出家，法名明海。明海的二师父带着妻子住在庵里，三师父有杀猪的业务，明海则跟庵旁人家的小英子厮混，乃至私订终身。汪先生说得煞有介事，很让人同情，也符合现代人的庸俗观念：无小爱何来大爱。
当下，僧人人性的一面，已然有确实的制度安排。僧人可以有工资、有行政级别，更可有妻子，有子女，并不如民国大理院所谓出家即脱离家庭关系。更何况还有僧人出家后再结婚或生子的情形。不过，方丈本人所想是一回事，能否落实又是另一回事，但其依据不能是佛教协会规定或宗教传统，只应是国法。而适用国法的前提是认清宗教财产的公益性质，这时佛教协会规定和宗教传统才起作用。
一个社会，财产观念总不免有好多种，财产法却只有一个，这个惟一的法律并不是垄断所有人关于财产的看法，它只不过为诸多财产观念提供一个冲突解决的框架罢了。僧人占有的财产是公是私，与僧人的自我定位有关，与僧人群体的自我定位也有关系，二者间总不免有差异。既然僧人个体越来越接近于俗世，那在不影响僧人群体定位的前提下，适当照顾僧人的家人也是应该的。
从法律层面也完全可以操作。既然继承无可避免，我们也可换种思路，区分僧人名下的财产与僧人的个人财产，将僧人的合法收入（如工资、资金）从僧人名下财产中划出作为其私人财产供继承，这个方案未必不能被通过。至于几千年来的清规戒律，窃以为，汉传佛教渐重精神层面，既然戒律不再是区分僧俗的惟一标准，那又何必拘泥于不得继承的清规呢？只要真正的宗教精神新鲜活泼，真正宗教财产不致流失即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