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宇萍
很多人在背后悄悄地感叹，旅德海归教师李欣当时要是加入德国籍，再要一个孩子就好了。但对李欣来说，她已经不再纠结于那些“假如”了，已经步入老年的她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唯一的孩子没了，不能工作的时候，自己是否将一个人孤独终老。
李欣不是个案。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每天有近20名孩子离开父母，每年有近7000个不幸的家庭失去自己独生的孩子。放大到全国，每年15-30岁独生子女死亡人数至少7.6万人。这样算来，中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没有确切数据表明这其中包括多少侨界家庭，但就痛苦程度来说，这种身份区别没有意义——痛失家中唯一的爱子爱女，每个人都曾经历天崩地裂。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上海市第一家为丧子家庭提供精神援助和心理抚慰服务的公益性组织“星星港”。在这里，记者感受到，在失去了孩子明媚笑容的暗淡日子里，老无所依的养老难题正迎面撞向这些本已脆弱不堪的父母。
德国海归的失独之殇
“相聚星星港，携手渡风浪。莫说前路无希望，人间有难共担当……”李欣唱起了以她的亲身经历写成的“星星港”会歌。平静的语调中，难掩一丝不易察觉的哀伤。
2008年汶川地震，从德国回来后在大学担任德语教师的李欣在寻找捐款渠道时，意外发现了“星星港”。“我觉得这个组织了不起，也让人信赖。”后来，“星星港”的成员一起去爬山，大家互相招呼着唱歌，李欣也加入了。“直到那天，我才觉得我也行，我还能站得起来，其实我一直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开怀大笑。”
14年前，在德国的一个十字路口，李欣的孩子被一辆违章行驶的重型卡车撞倒，宣告不治。很长一段时间，李欣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到了下课时间，她还会等儿子回家。直到交通警把孩子出门时背的书包送回了家里，她找出孩子6岁刚到德国时的书包，把两个书包摆在一起，一大一小的两个书包，浓缩了孩子在德国8年的人生，她哭了。
最严重的时候，李欣想过自杀，她也听从朋友的建议，去看过当地的心理咨询师。“他们的结论是，在德国很多人都是不要孩子的，我不明白你们亚洲人为什么都把孩子当做自己的生命。失去孩子，你匀出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应该更好地生活，为什么要死要活？”李欣对记者说，国情和文化的差异使得德国人完全无法理解她的锥心之痛。虽然德国也有丧子家庭协会，但李欣再也没有去过。
比起德国人的直截了当，李欣更无法承受的是家人的那份“特殊关爱”。“回到中国后，周遭人的关心和好奇让我不是滋味。父母觉得没有面子，有客人来也不允许我说孩子出事，要我告诉别人孩子在国外很好。”李欣说，“他们把我归类为‘残疾人’，这份爱我接受不了。我觉得这样下去只会越来越糟，还是决定回德国生活。”
两年后，没等到李欣从失去孩子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丈夫又离开了她。“这是我预料之中的，面对这种事情，男人和女人想的办法是不同的。”记者了解到，“星星港”的成员中，有不少因为夫妻经受不住丧子的打击而选择离婚的例子。“与其两个人痛苦，不如放掉一个。男人忍耐到一定限度后会选择逃避，去构筑一个新的家庭。”对于这些，李欣已经非常坦然。
从此，李欣把精力和寄托转移到了工作上。在德国中文学校教学的她从教师做到了教务长，一名温州学生由于车祸去世，李欣得知后马上赶到了学生家中。“学生的妈妈不愿和任何人交谈，看到我就大哭，我就紧紧地抱住她。”李欣知道，她站在那里，即使没有任何语言，也有一股隐形的力量。“我觉得我们是同病相怜的人，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知道别人需要什么。”一直很平静的李欣说到这里，红了眼眶。
把未了的爱给更多的人
李欣说，如果没有那场意外，他们一家三口会像许多身在海外的华人家庭一样拼搏奋斗；如果没有“星星港”，她也会任凭自己不修边幅继续埋头工作。“我把我唱歌跳舞的照片发给德国的朋友，他们都不相信那是我。我是个很内向的人，‘星星港’让我找到了自信。”
2003年7月23日，10户失独家庭通过网络，自愿筹办了一场聚会。讲起去世的孩子，所有人都流泪了。他们边哭边讲，舍不得散去，一直聚到晚上11点。那一次，大家共同商定，每月聚会一次。
同年8月，这10户人家讨论并确定了以“星星港”作为他们这个互助组织的名称。“星星港”有两层含义：孩子是天上的星星；孩子永远在父母心中，即便他们走得再远，也走不出爸爸妈妈的“心”。对于“星星港”的成员来说，他们坚信，人间每失去一个孩子，天上就多一颗星星，满天繁星中，有一颗就是他们在天上的孩子。
2005年9月，爱心企业福寿园一次性拨出100万元人民币和价值100万元的实物，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旗下启动了“星星港”专项基金，“上海星星港关爱服务中心”正式注册成立。新会员倾诉、心理咨询等，都被确定为“星星港”的活动程序和内容。这是上海市首家为丧子家庭提供精神援助和心理抚慰服务的公益性组织，也是国内第一家以提供精神支持为主的哀伤辅导机构。
“星星港”副理事长袁丽燕是2005年加入的，她的儿子在多年前因为肺癌去世。为了让自己摆脱退休后的忧郁状态，她做了两件事，一是开始在一家互联网协会担任管理职位，二是担任了“星星港”的理事工作，“因为我需要工作来救我自己。”
在“跨越苦难，重塑人生；自助助人，奉献社会”理念的支撑下，“星星港”成立了6支分工不同的志愿者服务队。“星星港”的成员们，把对孩子未了的爱延伸在更多人身上——白血病患儿、少管所误入歧途的少年、敬老院孤寂的老人、儿福院的残疾孤儿……为了完成女儿生前的心愿，“星星港”的柯斌组织召开画展，并把画展集款捐献给白血病患儿。“虽然这会让我想到女儿，感到彻骨的痛，但也让我对活着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
汶川地震发生后的10天，“星星港”组织了捐款，并派出20位家长作为志愿者组成“‘星星港’精神救援队”赶赴汶川、什邡、黄龙溪和映秀。袁丽燕告诉记者，“一开始，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会经常走到最初埋住孩子的学校附近去流泪回忆，他们对外面来的人都很冷淡，躺在床上，脸朝着墙壁，听到我们说自己也是失去孩子的父母时，他们才转身坐起来，愿意和我们交谈。”“星星港”精神救援队的队员撕开藏好的伤疤，以自己跨越苦难的心路历程，安慰和鼓励在地震中失去子女的父母，令人动容。
据悉，“星星港”目前已被上海市社团局列为全市公益社团组织之一，正在积极争取创投项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活动。“除了专项基金以及爱心企业的帮助，‘星星港’的运作并没有其他资金来源。目前开展活动只能重点突出精神援助，也有很多老成员在生活上需要帮助。希望政府对于我们的关心能够区别于其他公益组织。”袁丽燕说。
空巢难养老的困境
尽管失独父母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希望重回正常生活的轨道，但李欣知道，公益活动填不满失去子女的情感空洞。面对着空空的家，一个巨大的问题横亘在李欣面前——空巢如何养老？
“在我们‘星星港’，独居老人就有30多个。前年我和老伴在一个老人公寓登记了，登记的时候是300多号，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居家养老适合我们吗？我们希望机构养老，希望政府能够帮助我们。”7年前，“星星港”理事杨明明24岁的儿子意外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令她痛不欲生。杨明明是个要强的人，至今还有同楼层的邻居问起她儿子的近况。“当时我连办丧事都是悄悄的，烧东西时躲得远远的，我不想让人家知道。哭就到里面房间哭，其实我是泣不是哭，因为哭会让人家听见。”
但随之而来的养老问题令她无法回避。对于71岁的杨明明来说，再生育孩子或者领养孩子都是不现实的。据统计，中国失独家庭父母年龄大多在50开外，经历了“中年丧子“、“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他们已失去再生育能力，高龄和多病也不允许他们再领养年幼的孩子，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
李欣告诉记者：“在德国时我没有入籍，考虑到中国的一胎政策所以没有生第二个孩子。”孩子在德国去世时，李欣已经人到中年，此后的丧子之痛和家庭变故已不允许她再有孩子了。回忆过去，李欣偶尔会说一句：“不是我不想生，而是政策让我们没法生二胎。”
李欣告诉记者，儿子去世之后，她只收到过德国政府的两封信，第一封通知她的儿童金停止了，第二封告知她的保险税和养老保险需要相应提高。“这就是德国政府对于丧子家庭的政策。因为政府是鼓励你生育的，小孩没有了，他觉得是你的责任，和中国的政策截然相反。”
今年6月底，全国80多个失独家庭代表赴北京要求和国家计生委领导见面，谈一下自己的未来。其中一位失独家长张女士表示，自己已是第四次赴京，两年前，就向计生委递交过诉求，但每次询问得到的答复都是已经递上去了，然后就不再有下文。
张女士的女儿笛儿1983年出生，大连理工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保研，之后又公派美国读博，2008年5月，女儿在美国遭遇车祸不幸去世。张女士说，女儿去世前最常说的话就是：“妈妈，你不要怕，以后家里有我呢……”那年春节，女儿还打来越洋电话给全家人拜年，几个月后，她赶到美国，捧回来的是一盒骨灰。
笛儿妈妈埋葬了女儿，也埋葬了自己。没有子女养老，失独家庭只能转而求助社会养老机构，但我国大多数养老机构需子女签字同意才能入住，对于李欣、杨明明、笛儿妈妈来说，已经没人能给她们签这个字了。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插队落户，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我也响应国家政策，晚婚晚育。但是唯一的孩子就这么没了，现在又面临养老，没有人为我们着想。”事实上，杨明明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巢老人”。
失独家庭盼建专门养老机构
中国的失独家庭到底有多少？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以年龄段人口疾病死亡率来推算，15-30岁年龄段的死亡率至少为万分之四，由此估计，目前我国每年15-30岁独生子女死亡人数至少7.6万人，这也意味着每年将有约7.6万个失独家庭出现。按此统计，目前中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
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但是对于失独家庭来说，这“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失去之后，他们就只能依赖国家和社会。但是目前，对于失独家庭的帮扶制度并不完善。
记者在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看到，涉及失独群体社会保障的条款只有第四章第二十七条：“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法律专家分析，这里的“帮助”不是“责任和义务”，而且“给予必要的帮助”的概念也很模糊，在法律上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执行上有很大的伸缩性。
针对失独家庭，现行的国家计生特别扶助政策，对独生子女伤亡家庭给予每月每人一至两百元的补贴，但要女方年满49周岁时，夫妻双方才能同时纳入扶助范围。今年5月，有媒体披露，每年全国有将近200亿超生罚款，但这笔巨款的最终用途并未向社会公布过。有舆论呼吁，应该让这笔钱在失独父母养老问题上发挥作用，如此，才能体现《计划生育法》中所规定的“社会抚养费”的真正价值，也能让失独者们老有所依。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失独家长希望建立专门的失独者养老机构。“我们痛苦时，只有跟我们一样的同命人，才能劝住我们。我希望政府能够考虑到我们群体的特殊性，来建这个养老院。”
“由于情感方面的受伤，很多失独老人不愿意入住现有的养老机构。他们喜欢抱团取暖，希望有专门的失独者养老机构。失独者在一起生活，他们彼此心里才会消除芥蒂，但是具体怎么组织实施这就需要政府的探索和磨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原副会长苗霞说，把失独群体的养老问题研究好，解决好，对于中国的全民养老有开拓意义。
对于失独群体困境，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伊密认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开展对失独家庭的调查，了解他们实际困难和诉求，政府部门要出台失独帮扶政策，只有政策才具有稳定性和普惠性。伊密表示，失独家庭是整个中国老龄工作中的新问题，国家的老龄政策也应该面对这个特殊的群体出台相应的帮扶方法。
记者获悉，未来三年，北京市政府将通过“暖心计划”，每年为每位失去独生儿女的父母出资2800元，购买涵盖养老、医疗、意外险、人寿险、女性安康险等险种在内的综合性保险。“十二五”期间，北京市计生委还将继续推进生育关怀工程，除“暖心计划”外，还有“安康计划”、“服务计划”等。此外还将加快推进心灵家园工程，即在16个区县各建立一个市级心灵家园基地。
对于北京3900户失独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福音。对于已经63岁的李欣来说，她也期待着自己孤独无依的晚年能有另一种可能。
（应当事人要求，本文中部分受访者姓名为化名）
记者手记
理解
春去秋来，爱子爱女的坟头，当已生花长草。
对于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来说，时间没有意义，但作为一个有责任的社会，不能对他们日益艰难的养老困境视而不见。
记者初次见到袁丽燕，是在一个主题为“因为爱”的讲坛中。上场前袁丽燕请记者帮助排练，以计算好演讲时间免得超时，还为穿着深色还是鲜艳的外套上台询问记者的意见。交谈后才得知，这位举止优雅、做事认真的女子，曾经遭遇过儿子肺癌去世的打击。“儿子生病离开我已经10年，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
在采访前，记者曾担心问题是否会触痛这些丧子父母的神经？是否因为不愿回忆伤心往事而三缄其口？采访结束时，记者却深深地被他们打动：尽管心底里的那块伤疤从未愈合，但袁丽燕、李欣、杨明明们却把那份无法给予自己孩子的爱传递给了他人、传递给了社会。
即使是铁石心肠，也必须承认，悲痛的失独父母是克制的。杨明明说：“我们一次次地邀请计生委领导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到今天为止，上海市计生委的领导没参加过我们的活动也从来没有看望过我们，让我很悲愤，很伤心。我不指望他们能理解我们的痛苦，只要求关心一下我们这个群体。”
“我们不会吵不会闹，我们希望通过合理合法的正规渠道向政府提出诉求，我知道政府也正在逐步落实当中。”袁丽燕始终保持着一份从容和优雅。
当记者问及，受到丧子打击的父母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两个字：理解。“不需要你多说话，只要听我们说。我们不想说的时候，不要继续追问。对于理解我们的人，我们都充满感激。”
局外人的慰问和同情不是有效慰藉，有关部门的不闻不问更可能将隐忍推向爆发。当这些失独父母把爱施与他人时，谁又来为他们的晚年给予温暖的照顾和坚实的呵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