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
电影《武训传》在中南海播放，赢得了不少掌声。那是公映前4天——1951年2月21日的晚上，朱德观影后与导演孙瑜握了手，并称赞道：很有教育意义。朱德身边的周恩来，除了要求将地主“狗腿子”毒打武训的镜头剪短外，并未提更多意见。
3年前，周恩来曾对孙瑜提出过三点关于《武训传》的指导意见：站稳阶级立场；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武训最后对兴学产生怀疑。孙瑜完全照办。自从昆仑电影制片厂接手拍摄《武训传》后，他们对剧本做了大量的修改，以适合新的政治需求。华东局宣传部与上海市委共同审查通过了该片。
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参与了影片审查放映会，他的回应是几个连续的“好”字。他算是第一个赞美电影《武训传》的中共高层领导。接下来在中南海的放映会上，百余位中央领导的掌声，给了孙瑜更大的自信。
毛泽东当晚因故没能前来观影，他后来在外地与江青一起调看了该片，情势开始陡变。
按照江青1974年与维特克长谈时所说，他们俩人看完影片后都不高兴，江青批评说，《武训传》是改良主义的戏，毛泽东没吭声。
但几个月后，毛泽东还是下定决心，向武训开火。《武训传》仍嫌左倾得不够。
媒体的争鸣空间：
教育片还是政治片？
电影《武训传》公映前后，媒体上刊发的评论，大抵都坚持着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下断语。虽然整体上对《武训传》表达了敬意，但也提出不少商榷意见。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董渭川，是比较少见的希望影片不要沾染太多政治意识形态的作者。他在《光明日报》上刊发了一篇《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该文提到，《武训传》演给新中国人民看，主要应该发生两大作用：大量文盲的存在，阻碍着新中国的建设，学习武训精神，有助于加速教育的普及；从武训这个杰出的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许多传统的卓越精神，保持和发扬这些高贵品质，并吸收到新爱国主义里去，是放映《武训传》所应有的收获。
董渭川的家乡是山东邹城，位于武训办义学的聊城东南部二百余公里。民国时期，曾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及山东省第一民众教育辅导区（该区包括鲁北17个县）主任等职，对武训可谓非常了解。在肯定《武训传》富有教育意义的同时，他也表达了部分异议，主要是认为电影已经不是一部单纯的教育片子了。“剧中所表现的，于武训的故事之外，有地主恶霸的穷凶极恶，有太平天国失败后遗留下来的‘响马’的烧杀，有地主家的婢女和武训之间若隐若显的爱情，有地痞流氓的饮酒嫖赌，有武训被张举人痛打后躺在床上发烧而产生的劳动人民入地狱受苦难的梦幻，有婢女上吊时墙外两个女人抱着孩子的‘招魂’，有慈禧太后坐殿时的群臣下跪，有……不光把武训的故事演义到漫无边际，而且牵涉出这么多的问题来，反倒使重心转移，把表扬武训的意义大打折扣了。”董渭川进一步分析，认为《武训传》用太平天国周大与武训分途异趣各行其是，是在暗示观众改良主义与革命的分歧点。他反问道，电影中所表现的读了义学的儿童们不肯劳动，使武训自己也对“义学”怀疑起来，这种欲表扬之而又否定之的表现方法，观众得到的是什么呢？
董渭川认为，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伟大人物（他用的是“伟大”这个词）和伟大事迹，如果拿今天的革命成就比较衡量，恐怕都有被否定的可能。我们应该从那个人代表的精神和当时发生的影响，做肯定的介绍，而不应该用今天的尺度做否定结论。他的结论是，希望编导孙瑜把《武训传》单纯当作教育影片修订一番。
从整体上看，董渭川对《武训传》批评大于褒扬。他还提到，自己翻阅段承泽编印的《武训先生书传稿》，发现被影片遗漏而足以增强其感人力量的材料不在少处，而勉强拉进来的不相干材料，又颇有产生反教育作用和歪曲原意的可能。
虽然思想上开始左倾，但董渭川内心仍坚持某种意义的教育与政治分离理念。《光明日报》可以刊发这样的文章，表明当时媒体还具有一定程度的争鸣空间。董渭川所提到的段承泽，军阀出身，曾任职孙传芳部下，国民党陆军中将，退伍后以武训为榜样，“退赃赎罪”，倾家财兴办义学、收容难民。1938年，他与画家孙之儁合作的《武训先生画传》正式出版。孙瑜1944年就是在这本画传的基础上改编出《武训传》电影剧本的初稿。
随着共产理念的深入人心，和新的统治阶级产生，段承泽版《武训画传》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孙瑜不断修改剧本，而孙之儁1949年又和上海武训学校校长李士钊合作了另一本《武训画传》，该书也是在1951年正式出版，与电影《武训传》几乎同时面世。李士钊在著者序中赋予了武训“反地主、反恶霸、反封建制度、反缠足、反迷信”等“过去无法表达出来”的“进步思想”，并主动回应了对武训兴学是“改良”而不能使穷人真正得到“翻身”的观点：
“我们以为他处的时代不同，他本身的主观条件受了种种的限制，能够做出一件平凡而伟大的事业，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并高度的发扬了对本阶级的友爱和为人民服务坚忍不拔的牺牲精神，是值得歌颂而且应当效法的。”
在接下来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中，《武训画传》一直是作为电影《武训传》的陪衬而受到猛烈批判的。
愤怒的社论
标志性的开端是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这篇社论，重点批判了电影《武训传》，还提到1951年出版的关于武训的三本新书：《武训传（电影小说）》，孙瑜著，上海新亚书店出版；《武训画传》，李士钊编，孙之儁绘，上海万叶书店出版；《千古奇丐（章回小说）》，柏水编，上海通联书店出版。社论要求“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社论的作者显得非常愤怒，不满于几个月来文艺界对电影《武训传》的评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该文还罗列了京津沪三个城市报刊上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录”，里面包括董渭川的《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也包括评论《武训画传》的几篇文章——长之《武训传电影和武训画传》，1951年2月26日《光明日报》；管大同《介绍武训画传》，1951年2月27日《光明日报》……
批判的苗头在江青与毛泽东合看过《武训传》的那一天就显现出来了。江青对周扬（时为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说，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至少要有个评论，但周扬并没有当回事，而是回应说：“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不好？”
到了1951年3月下旬，毛泽东亲自出马，给周恩来做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指示。原本对《武训传》持支持态度的周恩来，开始召集茅盾、陆定一、胡乔木等人讨论批判事宜。而周扬也开始改变态度，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文艺路线，附和胡乔木的说法，认为《武训传》的错误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忍受的程度”。甚至于连影片中“毛泽东画像与武训画像放在一起”这样的安排，也被他上纲上线为“原则上错误”。
杨耳（许立群，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是最初的所有批判文章中比较重要的一篇。它刊发于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还加了一段编者按：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化民族的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所写的评论）全部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这里我们发表了杨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一文，这篇文章虽然只接触了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见解却比较深刻。我们希望能借此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陶行知大概是民国时期，推崇武训最力的教育家。陶行知本人，也一直受到中共的称赞。杨耳此文，主要是和之前刊发于《文艺报》四卷一期的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进行商榷。贾霁在文章中批评了董渭川等人的观点，认为武训“不足为训”，并为陶行知何以称赞武训做解释说：“那时候，国民党万恶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与条件，对于人民教育家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坏阻挠；这样，提出武训精神来，有着积极的作用。”
杨耳则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危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可能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地“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的吗？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陶先生在这件事上错了——虽然，那并不足以掩盖陶先生的全部的光辉。
就这样，陶行知的光辉形象可以继续留存，而“武训精神”也得以从他身上剥离，受到批判。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预示着是到了大张旗鼓批判的时刻了！
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
4天后的《人民日报》社论，开篇提到了杨耳的这篇文章，并一锤定音，用了很多诸如“狂热”、“丑恶”这样的形容词来为《武训传》和武训定性：“《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这篇社论的作者是毛泽东。
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刊发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号召党员参加这一原则性讨论，以分清“革命者与封建统治拥护者的原则区别，人民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区别，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的区别……了解一个共产党员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应当表扬什么、反对什么，对于错误是应当采取自由主义态度还是应当采取革命的斗争态度。”
接下来的批判连篇累牍，非中共党员也不甘人后。包括郭沫若、黄炎培、冯友兰、夏衍、范文澜、楚图南、胡绳、张天翼、何其芳、艾青、钱俊瑞、华君武和汪曾祺等人，都纷纷表明立场。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袁水拍与江青领衔、“武训历史调查团”撰写的调查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他们深入到了武训的家乡，在武训逝后55年，实地调查和采访了很多老人，重新叙述与评价武训。
《武训历史调查记》全文达三万六千余字，自7月23日开始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调查组成员上至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袁水拍，下到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韩波，共13人。任职文化部的江青也厕身其中，用的是化名“李进”。
“最开始是袁水拍来我家问：武训这个人，有什么材料？然后李进也把我父亲叫去——她走后才知道就是江青，后来聊城地委宣传部的司洛路来。他们把武训的地亩档和两本书——《武训兴学始末记》和《兴学创闻》拿走了。依据地亩档，将武训定为大地主。”武训重孙武玉泉对笔者说。
除了大地主外，还给武训定性为“大债主”和“大流氓”。“大债主”是因为武训放贷。“大流氓”这顶帽子是怎么来的呢？按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部长的司洛路1980年接受访问时的说法：“这是因为在临清西关进行调查时，曾听说有个三十多岁的寡妇，武训曾认她为干娘，说武训吃过她的奶；还说柳林也有个妇女跟他有来往。当时调查这个事时，很多人都嘻嘻哈哈地当笑话说的，确实不确实呢？并没有调查到结实的材料。”
在《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对此是这样描述的：“武训晚年在临清有一位干娘，现年七十多岁，青年守寡，生了个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武训绰号‘豆沫’——笔者注）。我们在武庄访问时，见过一位老太太，八十多岁了，他自己也不隐讳她和武训的关系，说豆沫吃过她的‘妈妈’。在场的武金兴的妻子听了生气地说：‘你干么说这个！’这位老太太说：‘干么不能说，人家（指武训）不是凡人！’在她的心目中，武训不但成了名，而且成了神，她感觉她和武训有这类关系是光荣的。但此人却非武训的‘干娘’，而是他的族弟妇，年轻时就守寡。”
笔者在武训故乡采访时，武玉泉也回应了这个说法：“我有个邻居，眼睛瞎，当时有60多岁，是个寡妇。调查组来调查时，她来我们家串门，正好遇见。她说武训不是凡人，喝过她的奶。我妈反驳说：你多大年纪啊？武训去世时，你还没出嫁呢！后来有记者来拍照，她也觉得不好，不让照了。她的孙子吵她胡来，说瞎话。她那时还没过门来武庄呢。我妈后来问她，那么说是什么意思，她说想沾点光。后来批判《武训传》时，也总说这事，听说地方拍戏也给拍了进去。她的孙女很受不了。”
“大流氓”的批判，只是一个花絮。关键在“大地主”、“大债主”的定性上。因为武训虽然兴办义学，但名下拥有田亩（按《武训历史调查记》得出的数字，武训田地共计三百零七亩三分二厘四毫六丝），放贷也是事实（虽然利息用于义学）。《武训历史历史调查记》在文末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们也应当觉醒了。”
调查前，目的、要求和结论已定
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冯毅之也是调查组成员。按照他晚年的回忆，在《武训历史调查记》之前，目的、要求和结论已定，所以在调查中，就光喜欢听否定武训的坏话，不喜欢听赞扬他的话。“调查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因为拍摄电影《武训传》时也进行过调查。他们的论点、要求却和我们相反，他们是赞扬歌颂的，需要的材料是好的、肯定的。两次调查相隔时间不久，被调查的人又大体相同。开始时被调查的人并不了解我们的意图，所以一说起武训，就大加赞扬。这使我们很做难。有这样一个实例：堂邑的县委书记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意图，但县长还不知道，就召开了会。在会上，县长还是老观点，一再讲武训的好话，急得县委书记直拉他的衣襟。以后地方党组织向群众做了工作。人们的谈话才慢慢转变了。”
武庄当年13岁的武金居曾倚门看过江青等人对他爷爷们的访问。“江青坐在那儿一声不吱，其他人有问的，有写的。具体访问内容记不清了，但我五爷爷、七爷爷都没说武训的缺点，是江青他们编的。我大爷爷他们也不识字。”武金居对笔者说。
说所有受访者都没有提过武训的缺点，可能也并非事实。武训并非完人，也不可能没有人际间的冲突矛盾，土改过程中流氓无产者的崛起似乎加剧了这种负面评价。“我老爷爷（武训）办义学，村里部分人说没沾他光。他要是大地主（不兴学，有更多地），村民就（在土改中）分地富了。”武玉泉说。
武玉泉还说，“当时调查组只要谁说出武训的错误，就赏给5万元钱（旧币，合换新币5块钱），那时穷，有人看给钱就说了，有的给钱也不说。我父亲后来听说这事，和我说起过。”这个说法，笔者并未得到其他旁证的支持。
位于鲁西北平原的堂邑武庄，绝大部分村民并不知道已在报上轰轰烈烈展开的武训批判运动。“村里看不到《人民日报》。电影《武训传》我们也是在1967年批判时看到的，当时还有人鼓掌。”武玉泉说。
后来，有村干部找到武玉泉的父亲武金兴，两人还展开了一场辩论。“村干部说：武训不娶媳妇，江青说如果都像武训这样，中国不断根了？我父亲说：他不是叫人不娶，他给别人说媒说了一百多家呢。村干部还批判武训奴隶主义，说他有三顷地，还不是地主？武庄没沾他的光，穷就穷他身上了，如果那些地能分一分，武庄就富了。我父亲说：武训是帮国家建校培养人才，建校村里谁拿了一分钱，怎么能说被害？”武玉泉说，倒是自家人受害，因为没有钱，他父亲武金兴也只读过几年小学。
武玉泉本人也是解放后才开始读书，完成小学学业后，于1962年起在民校当了三年教师，每月3元钱的工资。“后来因为打倒老爷爷（武训）了，就不聘用我了。”他父亲武金兴，在土改结束后，不再担任贫民委员，但1950年代一直是县劳模。
这似乎意味着，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此后政治运动的一个区别，即虽然理论上将武训批倒斗臭，但基本上并不对现世的关联人追究责任。包括《武训传》的编导孙瑜，彼时仍然可以继续拍片。
但随着政治运动的接连深入，情势就完全不同了。
文革高潮：给武训掘墓鞭尸
文革时，对武训的批判达到顶峰。
生于1942年的武金标对笔者说，文革开始后，武训后人被抄家，他曾和很多人——包括外村村民围着看“四旧”被焚烧的情况，烟火很大，其中既有其他村民家的老书，也有武训的画像、神主牌位匣子等物。
“村里人还领着‘四类分子’开批斗会。武训后人也去了。我有个四奶奶也想沾光，他说武训喝奶——大伯哥喝兄弟媳妇的奶。”武金标回忆。
的确是有些乱套了。“兴义学”者，不仅无功，还变得罪大恶极起来，并且波及子孙。批判武训时，武玉泉有时和父亲在台下旁听，有时和其他“四类分子”在台上接受批斗，最厉害的是1966年的一次批斗，专门针对武训后人。
位于冠县柳林镇的武训墓也在1966年的9月被红卫兵砸开。“众红卫兵把棺盖抬到一边，又纷纷拆卸四周的挡板，整块棺材底板和武训的骨架被抬了出来，有人乱摸乱抓武训的寿衣，有人把寿衣片抓到手里拈揉着玩，有人高声吵嚷道：‘这种衣裳一见风就烂。’人声噪杂，乱乱轰轰，武训的寿衣碎片被风刮得满地都是。一个红卫兵用棍子把武训的头骨挑了起来，高高地挑着，头骨在棍子顶端一圈一圈地不停地旋转着，围着人群转了一大遭，所谓叫武训见见世面。”曹树椿在调查走访后撰写的《武训墓挖掘记》中这样记述。
这是武训批判的高潮。而此时距离国务院办公厅发文为武训恢复名誉，还有20多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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