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燕 高程
在美国，精英阶层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特殊亚文化群体。在这个默契的小圈子里，精英们按照某种秘不外宣的“潜规则”博弈。理解“华盛顿政治社团”的亚文化群是理解复杂的美国对外政策政治学的关键之一，所谓华盛顿政治社团，是指“成千上万与政府有关的人，尤其是那些处在权力顶峰、与政治休戚相关的人们”，这些人是美国精英阶层的核心人物和真正代表。
在精英阶层之下，人数众多的美国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分属于不同地区或产业集团。由于人数众多、领域各异、分布广泛，导致了他们某种程度的软弱性和易受影响性，他们最终很难达成集体行动，来影响国家政策以确保自己的利益。
在主流媒体的大肆渲染下，美国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由“积极进取”、“蒸蒸日上”的中产阶级或称“白领”阶层之利益所主导的国家。然而，事实却具有相当的讽刺意味。米尔斯认为，美国社会的最底层是广大的、漠不关心政治的社会大众，他们在政治上是一盘散沙，毫无作为；中间阶层则呈现出政治多元性，由一股飘浮不定的、相互僵持制约的力量构成。总体来说，这两大阶层对美国政治几乎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巴尼·弗兰克的话印证了米尔斯的论点，他说：“有时我认为这里没有代表的唯一一批人就是中产阶级。”
在阶级和等级观念方面，美国是一个具有保守传统的国家。在美国的上层社会中，这种等级观念上的保守主义尤为明显。精英阶层的成员有时并不避讳他们的等级观念和优越感。被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尊为美国“新制度巨灵”的汉密尔顿就公开推崇贵族政治，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尽管人们时常引用并信奉‘人民的呼声是上帝的呼声’这一格言，但事实上这并不是真理。人民总是扰攘不安的，他们很少判断或做出正确决定。因而，应该使少数富人阶级在政治上享受永久的特权地位，他们可以阻止多数阶级的骚动。”
在美国精英阶层的眼中，所谓民众倾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可以被创造、被调动并可加以利用的情绪。正如亨廷顿所讲，在美国“权威寓于许多机构之中，每一机构皆可标榜其来自于民，从而为自己的权威辩护”。
在国家事务的操作层面，精英阶层的行为则代表着美国的“国家行为”。相对于国内事务，精英阶层在对外事务上主导美国行为的印记更为明显。美国公众通常不愿理会那些含意还不够明确的政策，对需要长期谈判的复杂外交难题表现得很缺乏耐心或漠不关心。同公众相比，美国精英人士显然对国际社会——这一与之商业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抱有更大的热情并投入更多的关注。
长期以来，民意测验的结果都证明，广大美国公众对国际事务所知甚少，比如2002年美军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后，在接受国家地理学会调查的18至24岁的美国青年中，有85%的人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国家，69%的人找不到英国，29%的人找不到太平洋。如此一来，精英阶层对美国的对外行为便拥有了更多的独立决策空间。
这里特别需要补充的是，由于具有共同的社会经济背景、相似的社交阅历和职业上的相互影响，因而美国精英阶层的联合有着同质的心理和社会基础。进而，在涉及国家基本制度、价值理念、国际秩序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时，他们通常具有高度的共识。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拥有共识，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不存在分歧或冲突。确实，不同精英所代表或控制的集团之间的矛盾甚至会显示出不可调和性。然而，这类分歧或冲突往往是在既定制度下的利益争夺，也缘于对实现共同目标之途径的理解差异。（作者分别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