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咏 李缘 王井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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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2
言咏 李缘 王井怀
在香港戏剧界，导演林奕华是一朵奇葩。不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组建的剧团“进念·二十面体”，还是九十年代成立的“非常林奕华”工作室，林奕华的戏剧探索中都不乏先锋意识。他的独特不仅仅印刻于戏剧之中，还流露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不喜欢在语言中使用成语，因为“成语是很懒惰地对待文字的一种态度，不用成语需要自己画一幅图景，用成语就像是拿过一张现成的卡片”。
6月19日，林奕华在位于湾仔的工作室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语速很慢，生怕表达得不够清晰，总是停下来问：“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他身上有着双鱼座的敏感，对于文化的捍卫有着近乎执拗的认真和严谨，他说自己在不断给媒体写信，纠正媒体经常混淆的表达：“应该是‘放映电影’、‘播电视剧’，但他们经常搞反。”
林奕华觉得自己的今天得益于上个世纪70年代普及文化的滋养，但当下的香港缺失了这种养分，“香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停止成长了。”
“回归对我来讲是文化大于政治”
经济观察报：1997年香港的回归对你有什么影响？
林奕华：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要回到自己的生活背景。我是在不同的地方生活过的，我没有把自己锁定为香港人，香港、台湾、内地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都有印记。我的家庭蛮有趣，我爸爸那边属于中上阶层，住在香港岛，我外婆这边是比较基层的，住西洋菜街，所以我的生活是两头走。我跟着姑姑看的多是好莱坞洋片、邵氏国语片，我还有个姨妈，她喜欢看内地的一些杂志、左派的电影。我中学时会去左派电影院看《永不消逝的电波》之类的影片。因为这些背景，回归对我来讲一直都是文化大于政治的。
如果从我的作品的线索来看，97回归前的悲观是有的。回归之前的悲观，因为我们是殖民地，我们又终将回归中国，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有对主体和客体的思考。97之前我做了一部戏叫《男装帝女花：香港后妃列传》,一个公主，因为父亲亡国，所以要逃走，后来又被找出来了，被送上朝作为交换，这样她的弟弟和父亲才可以下葬。我通过这个故事来谈对父权的看法，谈什么是主体与客体。我的作品几乎都在谈主体和客体，目的是思考我是谁？我属于谁？我可以独立吗？
跨过了1997年之后，那种悲观情绪并没有继续成为我作品的一个主题。1998年和1999年我的作品开始往另外一个阶段走，我做年轻人的教育。
经济观察报：现在香港人找到“我是谁”的答案了吗?林奕华：我们去认知“我们是谁”，是要经历很多层蜕变的。这15年只是香港、内地发展历史的几千甚至几万分之一，所以有时候要跳出来，不要完全被你的身份、文化绑住。我希望我们不要用一个身份或观点去看无限的未来。香港的主体性在未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不见得一定要用过去的优势、过去的方式、过去的语境。如果我们要求内地有变化，那香港也要有变化，最好是大家一起变，在这个变化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谈了很多一夜情，却没有繁殖下一代”
经济观察报：回归15年，你看到的香港社会状态有什么变化？
林奕华：从文化的角度看，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在普及文化的影响上的确不如1997年以前。
上世纪70年代，香港很多年轻人回归到电视台，在那里找到了愿意信任他们的高层，去尝试试验他们的想法。人们在家里打开电视，很容易接触到一种普及文化，再加上我们还有外语频道，让我们相对比较开放。我是在那个阶段成长的，这会变成一种精神力量，我觉得长大之后我也要做一个很开放、很敏锐、文化触觉非常强的人。那时我们报纸的文化版以及一些杂志很不错，比如《号外》，今天它还存在，但精神已经不一样了。
到了80年代，香港电影开始起飞的时候，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类好莱坞电影。电影成了一种产品，它带来的是名与利，而不是用来分享思想，所以说也不太有营养，以至那个时代的作品不能把香港电影带到另外一个层面。那些电影，就好像是你谈了很多一夜情，却没有繁殖下一代，更没有去教育下一代。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香港电影就走下坡路了。其实，我们的衰退是从最繁盛的时候开始的，是80年代而不是9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果”了。
回归15周年，你问我有什么感觉，我是拿电影做了一个比喻，它的繁盛可能就是它的衰落，因为繁盛的背后就已经有了一些让它不能往前走的基因。香港不是因为1997而停止成长，它可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停止成长了。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确是得到了好东西的那一代人。
经济观察报：现在的香港，像你这样意识到文化在顶点处停滞的人多吗？
林奕华：这个答案只能回到我们周围的故事中去找。什么地方最能反映香港的特征？我会去报亭看。香港的报纸主要是三个东西：金钱、性、针对草根阶层的发泄。香港最好卖的杂志封面标题都与性有关，标题“语不惊人死不休”，以前可能只是一份杂志是这样子，现在是九成杂志是这样子。过去15年来，我们从过去的有很多种选择变成必须这个样子才能生存。
对于选择的需求，对于选择的创造力，对于选择的思考，是意识到危机的人应该做出的努力。你问我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我不敢说没有，但如果你客观走进这个缩影中，你会发现大家没有多少选择。
香港一方面非常重视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媒体经常说要捍卫它们，但放回人文的角度，我并没有觉得香港有多么重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应该在每天的生活中去捍卫，首先你要有自由的思想。我们意识形态很僵化，这个不可以，那个不行，人家不是这样做的，这些话语在我们的家庭、学校、公司常常听到。我接触到的一些大学生会跟我说，如果他跟别人不同会被排斥。
经济观察报：听起来你与香港有点格格不入？
林奕华：香港它是跟我生活了50多年的一种文化，就好像一件衣服，你会成长，所以你就好像穿起一件没跟着你一起成长的衣服。你会提出问题，真的只能这样吗？为什么还要穿这衣服？我觉得成长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
香港大部分文艺活动是政府资助的
经济观察报：回归之前的1984年，进念有一部戏剧《鸦片战争：给邓小平的四封信》引起挺大的争议。
林奕华：整个香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进入回归的准备阶段，香港人也开始讨论将会有怎样的过渡，其中也会有一些敏感的猜测。1983年香港政府通过电影电视审查处发出一个类似声明的东西，要求演出先报备剧本。当时香港艺术中心与文化界立刻在外国记者协会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把审查处的人请去当面问为什么。文化界的反应非常强烈，这个条例很快就被收回了。
但人们的警觉性开始提高。1984年，进念的艺术总监创作了给邓小平的四封信。在形式上比较特别，一般戏剧是在下午或晚上演，这个戏是每晚11点半演到凌晨12点半，跨过午夜，象征着历史的改变永远有一步是从这里跨到那里。第四个晚上导演有个突发的想法，就是让观众坐到舞台上，演员在观众席演戏。这让剧场人员有些恐慌，后来产生了摩擦。这个事情第二天引起媒体很大的关注。
为什么会这么轰动？一个原因是主办单位紧张、政府紧张，他们担心不在控制内的艺术形式会不会变成一种引起社会不安的因素。他们尝试用行政的方式、技术的方式，有时是暴力的方式来干预这种意见的表达。
经济观察报：香港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大吗？
林奕华：香港政府对文化的投入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了，香港大部分文艺活动都是政府资助的，场地大部分也是政府的。你可以批评政府的政策，但他们不是没有做，如何做得更好是另外的问题。香港的观众是幸福的，他不能想象要花880元（人民币）去看一部戏，香港政府资助的文艺活动，每一个座位政府都是有补贴的。同样的一出戏，大陆的年轻人说，“我们为什么要买那么贵的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