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松
576
2012-07-02
张邦松
发生在广东中山市的群体事件最终又回到了“平稳、可控”的轨道，这基本上是所有维稳行动殊途同归的结局。据中山市政府新闻办称，这起由数百人参与的群体事件已经得到“妥处”。毫无疑问，没有人不愿意看到事态的平息，和谐发展是当今中国不变的主题。但事态的平息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一事件的追问和反思也随即停止，此次中山市群体事件虽然规模不大，影响范围有限，但其暴露出来的在城市管理上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深思。
仅仅因为两个小孩打架，就引发了一起数百人参与，造成人员受伤和国家财产损失的群体事件，并且最终依靠大规模警力的介入，方得平息。中山市政府的“妥处”之说，实难令人恭维。中山方面将这一事件定性为“外来人员聚集事件”，按照官方的说法，一个重庆籍的“社会少年”殴打了一个中山籍的小学生，这名“社会少年”因此被当地村民控制“并致其脸部受伤”，由此引发外地人的不满，聚众以对。原本两方家长坐在一起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却惊动了公安、武警等执法机构，这样的结果，何来“妥处”之说呢？
也许我们不该忽略这一事件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外来人员”与“本地人”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但这也是最值得我们反思之处，这种矛盾的形成、聚集，并最终以一种谁也不愿看到的方式爆发出来，政府管理者在这其中到底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中山市是一个外来人员众多的地区。根据中山市统计局2010年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该市外来人口165.25万人，首次超过本地户籍人口。与中国的一些大城市相比，中山市人口规模虽然不大，但是由城市化进程引起的外地人员管理问题却非常典型。与很多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国城市一样，外来人员为中山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并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但与此同时，外来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当地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公共服务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并非外来人员本身的问题，而是政府部门对此认识不足和管理滞后造成的后果。
在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性不断加强的今天，许多地方的城市管理者的思维、管理手段和相应的人员配置却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很多地方对于本地人和外地人刻意地采取差异化管理，在公共资源配置上采取了明显偏向本地人的方式。外地人的生活、医疗、教育都无法与本地人相比，孤立感不断增强，与本地人的隔阂也日渐增大。这种管理模式因为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而变得顺理成章。但矛盾的种子也因此种下。
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多种原因引发的社会冲突的表现，在正常的社会争端解决机制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发生。由于当今城市管理者自身的倾向性与狭隘的地域心理，他们往往无法在处理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争端时，做到一碗水端平，而这种做法势必加剧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外地人的不满。中山群体事件中的外地人正是面临这样的境遇，一旦他们认为自己的亲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平时积累的情绪被点燃，让一个原本是孩子之间的争斗迅速变性为所谓的“土客”之争。
说来也巧，历史上著名的土客械斗正是发生在广东。明清时期，在中国南方的族群混居地区——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同属汉族的土著与客家之间——均时而爆发激烈冲突，其最高峰，就是清朝末年发生在广东的土客械斗。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的趋势更加明显，所谓的土客矛盾也会更加频繁，并且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将是对政府执政水平的一次巨大考验，如何处理好新时期的土客关系，对于维护中国社会、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