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军专栏之张居正操盘明公司组织变革：
“铁三角”人事间架定成败3
成也“铁三角”，败也“铁三角”。从最初搭建开始，“铁三角”就存在着致命隐忧——— 建立在相权挑战皇权基础上的、没有制度化的临时权力架构，必然随着核心人物的纷纷去位而坚固不再。公司组织人事间架即权力间架一旦坍塌，则组织变革功败垂成。
万历六年(1578年)万历皇帝大婚，以及随之而来的李太后退隐，导致公司组织人事间架核心层开始出现松动。铁三角不再稳固，随之而来的是权力架构坍塌，组织变革操盘手张居正遭最后清算。
万历与张居正关系演变：从同舟共济到貌合神离
万历元年(1573年)十月初八日，张居正在文华殿为神宗讲解《帝鉴图说》。他说：“人君以布德修政，施仁义，结民心为本，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万历皇帝听了，深以为然。在张居正与万历的私人关系史上，最开始的部分应该说还是很和谐的。张居正以帝王师的身份俯视万历，万历则对张居正言听计从。10天后，张居正奏陈考成法，万历则“从其请”，充分说明后者对前者的尊重。
两年后的万历三年(1575年)，万历对张居正的态度依旧是毕恭毕敬。当时天上有日食之变，万历皇帝没有诿过于张居正，而是引以为戒，在宫中作牙牌子，刻十二事于其上，以为自省。张居正见了，提建议说：“知之非难，难在于行。”他希望万历允许手下官员“持牌以谏”。万历“嘉纳其言”，再一次显示了对张居正意见的尊重。
万历四年对张居正来说是一个坎。这一年正月二十三日，辽东巡按御史刘台上疏弹劾他专擅威福，蔑视祖宗成法。涉及的罪行包括“不经廷推而引张四维入内阁”、“私自为子弟谋取科第”、“在湖北江陵老家大兴土木”等。这些弹劾的内容是否有理有据先且不说，重要的是他和张居正之间的关系。隆庆五年(1571年)，张居正取刘台为进士，后将其从刑部主事一职提拔为御史，可以说张居正是其座师和恩师。刘台置这层关系于不顾，疏劾张居正，很有大义灭亲的意味。
张居正面对如此危机和难堪情状，根本无力公关，唯有一去了之。他给万历皇帝打辞职报告时说：“刘台为臣所取士，二百年来，未有门生弹劾师长的，臣惟有去位了之”。万历接到这份报告后的反应则是极力维护张居正，他称刘台是“谗狠奸人”，上疏目的是“诬罔中良，肆言排击，意惟树党植私，不顾国家成败”。但即便如此，张居正“犹不出视事”，万历皇帝最后派司礼太监孙隆去宣读抚慰手谕，张居正才出来上班。为了让张居正接下来能够“安心供职”，万历派锦衣卫至辽东逮捕刘台，“下诏狱，命廷杖百，远戍。”可以说为了张居正的颜面，万历把该做和不该做的都做了。两人的关系至此仍属蜜月期。
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病死。按礼制，他必须回家奔丧，否则就是“忘亲”、“夺情”。在万历皇帝的恩准下，张居正在官守制，直到次年三月，才归家葬父。由此，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以及观政进士邹元标等五位官员上疏弹劾张居正夺情是“贪位忘亲”，“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所作所为与禽兽无异。这其中，吴、赵二人是隆庆五年为张居正所取之进士，艾穆则是他的同乡。和刘台案一样，张居正此番又陷入了仕途危机当中。此时，万历皇帝差不多已经成年，他站出来辩护说张居正“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朕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将吴中行、赵用贤革职除名，艾穆、沈思孝、邹元标分别发配凉州、神电卫、都匀卫充军。可以说在万历五年，张居正和万历皇帝两人仍处于同舟共济的良好合作关系。
但到了万历六年(1578年)以后，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开始呈现。这一年二月十九日，万历大婚，预示着他具备了亲政资格。表面上看，张居正和万历之间还似以往那般，但围绕着“最高权力的归属和掌控问题”，万历开始暗暗发力。
万历大婚后不久，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弹劾张居正排除异己，用人唯亲，称神宗(万历)“威福不自出，乾纲不独断”，一切听任张居正所为。万历收到此疏后不置可否。与以前处理类似问题时旗帜鲜明地袒护张居正相比，形成巨大反差。同年三月，张居正归江陵葬父。万历规定，张居正归乡期间，朝中大事需派人驰报张居正决断，张四维不得擅处。而次辅吕调阳则在阁中无事可为，只得称病不出，后来甚至连上十疏要求归里。
万历如此这般的工作安排，表面上看是尊重张居正，实际上却在张和他的同事间制造紧张和矛盾关系，为张居正去世后掀起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埋下伏笔。张四维、吕调阳能力、资历兼具，现在张居正因私事归乡，朝中大事竟为之停顿，非张居正指示不办，张四维和吕调阳的工作积极性乃至于对张居正的个人看法不可能不产生变化。张四维若干年后之所以充当反张运动的急先锋，为万历皇帝所用，应该说与万历六年万历的如是布局是分不开的。
万历八年三月，张居正向万历皇帝提出了“乞休”的申请。他“伏望皇上，赐臣骸骨生还故乡。”“乞休”申请虽然写得很诚恳，但在李太后的阻拦(李太后希望张居正辅佐万历至30岁，该年皇帝年方18)下，张居正收回了自己的退休报告，而万历也下旨婉言慰留，并且恩赐“白金麒绣御膳坐蟒”等贵重器物。但其实对于掌权不久的万历董事长来说，这并非出自他的真心实意———经过多年的忍耐和等待之后，万历太想乾纲独断了。李太后的一厢情愿表面上弥合了公司组织可能产生的权力分裂，却最终丧失了一个代理C EO和年轻董事长之间友好分手的最后机会———两年后，张居正去世，一场秋后算账运动不可遏止地到来。
李太后退隐落井下石，组织间架核心层不再稳固
但如果细细检讨的话，张居正在这场悲剧中自身也存在问题。他在位之时，曾接受某高官所赠的黄金制成的对联，上曰：“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欣然接受将自己与万历皇帝相提并论的提法，实在是犯了为人臣者的大忌。而张居正归家葬父，所过州县大小官员均长跪迎候，更有巡抚、巡按大吏越界迎送；作为宗室的襄王、唐王宴请张居正时，他也毫不避讳地首席入座———从公司组织的潜规则来看，一个代理CEO很有权力溢出之嫌，万历皇帝的秋后算账应该说在张居正身上也可以找到原因。
而李太后隐退也是组织间架核心层开始松动的因素之一。万历大婚前，李太后接受张居正的建议，留居乾清宫，和万历小皇帝同住乾清宫暖阁，以便于对他实施管教。万历大婚后，李太后按旧制迁出乾清宫，不能继续在皇帝身边照看，从而处于退隐状态，对政事的干涉度大为降低。但即便如此，李太后也依旧没有刻意打造万历皇帝的董事长权威。当万历被他宠信的太监孙海、客用带到外面去花天酒地之时，李太后知道后“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甚至李太后让张居正帮忙写罪己诏，语多苛责，颇有检讨不深刻就换天子的意思。在李太后心目中，张居正和万历二人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但张居正对李太后却没有投桃报李。万历三年(1575年)，李太后父亲武清伯李伟要造坟墓，嫌工部给他的二万两价银太少，李太后想请张居正多多通融，“从厚拟来”，被张居正一口回绝；万历五年(1577年)五月，两宫太后想重新修整她们所住的慈庆、慈宁宫，张居正以待“数年之后，(两宫)稍有敝坏，然后重修未晚”为由，同样拒绝了李太后的要求。张居正此时着眼于公司组织变革，对李太后及其家族追求奢侈生活予以约束，不再像自己刚上位时那样予以通融。而通过数年组织变革，公司早先存在的崩盘危机已极大缓解，经营状况向好，待董事长万历对张居正进行清算时李太后也未持反对意见，她的态度是默许的，甚至推波助澜，直接导致张居正家破人亡。其时张居正已死，万历弟弟潞王即将大婚，所需珠宝尚未置齐，李太后将目光瞄向张居正已抄家产，称“已籍矣，必可得”，意思是潞王大婚所需珠宝可以从张居正被抄没的家产中予以获得。李太后如此嘴脸，和她曾经铁杆支持张居正改革的态度大相径庭，可以说完全走向了组织变革铁三角的反面。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年仅五十八岁。万历皇帝“大震悼，辍朝数日”，并且赠上柱国，谥文忠，派出高官予以护丧归葬张居正。表面上看，张居正之死可谓极尽哀荣，但没有人知道，一场从外围入手，历时两年多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层次感极强的大清算已是呼之欲出。它的核心目标直指张居正，它的组织策划人正是万历皇帝。
万历策动内阁成员倒张，冯保自身难保，组织间架摇摇欲坠
万历十年十二月，两大高官被勒令致仕(退休)，一是吏部尚书梁梦龙，二是工部尚书曾省吾。这二人皆被弹劾其职位是贿赂冯保而得。这一年年底，吏部侍郎王篆先是被调往南京挂职，紧接着由于御史李廷彦弹劾，王篆冠带闲住———差不多也是退休的状态了。
这场发生在张居正去世后半年左右的政坛风波其实正是倒张运动的缘起。而在这之前，万历已经采取了一些暗示意味颇浓的动作。9月份，他借皇长子出生，以诏告天下的方式，宣布停止丈量土地等一些张居正生前推出的改革举措，后又调整了张居正任首辅时的教育改革政策，增加进学额数(万历八年夏，张居正规定：州、县学取士，不得超过十五人)。万历对张居正时代组织变革政策的微调虽然没有从整体上废除这些制度，但年底时对张居正临终前推荐给他的吏部尚书梁梦龙、工部尚书曾省吾、吏部侍郎王篆实施的精准打击，却毫无疑问地释放了“倒张”的信号。
但即便是这样，万历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将矛头指向张居正。上述三高官的倒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与冯保纠缠不清。张冯本一体，万历倒张之前先倒冯，冯倒了，张也不能独存。而万历如此作为，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组织震荡，增加胜算。
万历先拿新任内阁大学士潘晟开刀。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时，潘晟支持他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对他很是赏识，推荐他做了太子太保(正一品)，临终时又和冯保合力密荐潘晟入阁为首辅。张居正和冯保如此举动，其实各有算盘。张居正的目的是为了在自己身后，利用潘晟确保改革不变味，同时保自己身后清名；而冯保力荐潘晟，目的则是让他成为自己忠实的合作伙伴，以取代张居正曾经起到的作用。万历要倒冯倒张，自然先要拿下他们的利益代言人潘晟。不过，就在浙江道试御史雷士祯上疏弹劾潘晟之时，万历皇帝却以潘晟是张居正遗疏特荐为由，不准其辞职。但随后，给事中张鼎思、王继光，御史魏允贞、王国等接二连三地上疏弹劾，潘晟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提出辞职。万历趁机令他以新衔、即内阁首辅的职务致仕。万历此举似乎表明他对已故的张居正还是十分尊重的，但究其实，作为张居正和冯保利益组合的代理人，潘晟已彻底出局了。
潘晟的出局对冯保打击很大。他当时正因病告假，潘晟被勒令退休后，冯保闻讯破口大骂，称：“我小恙，遽无我耶？”过后不久冯保想封自己为伯爵，代替潘晟而为首辅的张四维则以朝廷向无先例为由加以拒绝，冯保闻讯后又大怒，称：“尔由谁得今日，而负我！”
冯保两次的勃然大怒其实只说明一点：张居正去世后，他的势力正在衰退。不过万历皇帝要真正拿下冯保，还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一个机会不期而至。曾经被冯保驱逐出宫的太监张诚重新回到宫中，向皇帝揭发冯保的恶行，说其家里的金银财宝超过内府积蓄。十二月初七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江东之上疏揭发冯保家奴徐爵的罪行。次日，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弹劾冯保利用权势侵吞大量私人财宝等十二条罪状。万历得疏后大喜：“吾待此疏久矣！”冯保就此败亡，被发配南京孝陵种菜。后被抄家，查出“金银百余万”，奇珍异宝不计其数。
但是很显然，万历的目的不在于冯保的金银珍宝。当已经退隐的李太后得知冯保被发配南京后，很有些不舍，向万历追问原因，万历皇帝告诉她：“老奴(指冯保)为张居正所惑，无他过，行且召还。”———有意无意地将冯保的败亡与张居正联系在一起，为下一步清算张居正埋下伏笔。
最后的清算：“铁三角”崩坍，组织变革功败垂成
冯保的败亡，表明“铁三角”人事间架继李太后退隐后，第二根支柱亦已倒塌。铁三角缺了两角，仅余张居正最后一角。按说张居正已经去世，铁三角所谓的最后一角也不复存在，但人亡政未息，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和影响力仍在，他生前布局的大小官员也未尽除。如果不对他进行一个总清算，万历就不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万历十年十二月，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疏首论张居正十四罪。万历皇帝虽认可张居正“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却同时批复说，念张居正“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事实上，万历做的就是一唱三叹，颇有层次感。
随后，万历布局的前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和检讨赵用贤的复职与协理院事左副都御史劳堪的去职貌似闲着，却极具深意。如前所述，万历五年，张居正夺情时，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上疏弹劾张的夺情乃违背“万古纲常”。张居正大怒，下令杖责吴中行、赵用贤各六十大板，打得他们几乎气绝身亡，并且革职除名。现在万历将此二人官复原职，自有深意存焉。劳堪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此前他任福建巡抚时，曾配合张居正以通夷大罪，派兵至原任刑部侍郎洪朝选家里将其逮捕下狱。万历于此时旧账重提，将已任协理院事左副都御史的劳堪罢职，很显然矛头是暗指张居正的。因为洪朝选案是张居正当年主抓，而劳堪只不过是执行者罢了。万历用春秋笔法闲下两着，自有心领神会的官员积极跟进。
万历十一年正月，四川道御史孙继先上疏，请求起用与张居正相左的魏学曾、王锡爵、张岳等人，“以收进贤之效”。万历不动声色地照准。随后，刘台案平反，刘台官复原职，并赠光禄寺少卿。在刘台案中取媚于张居正的诸多官员全部受到处罚。这实在是又一个鲜明的信号，表明万历清算张居正脚步的迫近；二月，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等被革职为民，深受张居正信任的镇守蓟永等处总兵官戚继光也遭到弹劾，随后罢官；三月，万历皇帝下令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衔，并将他的另一个儿子张简修罢职为民；八月，万历追夺张居正谥号。至此，对张居正的清算进入了个关键节点———要从名声上彻底搞垮他，只需一个新的罪名而已。(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万历十一年九月，新的罪名诞生。云南道试御史羊可立上奏说张居正生前曾偷偷占有已废辽庄王的府第、田土，万历皇帝下令彻查；十二年四月，辽庄王府次妃王氏出面提供人证物证，奏报张居正谋陷亲王，强占辽王的祖寝，霸夺他们的产业、金宝，请万历皇帝给他们做主。至此，万历宣布查抄张居正家，籍没其财产，并称“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剖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伊属居易、嗣修、顺、书都永戍烟瘴。都察院其榜居正罪状于省直。”
至此，张居正的彻底败亡表明公司组织“铁三角”的不复存在，而最后的清算则说明了组织间架即权力间架，一旦坍塌，组织变革功败垂成。
正所谓人亡政息，除一条鞭法外，身为首辅的张四维上位后力反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导致兼并土地重又盛行，公司收入大为降低；考成法半途而废，大批冗官复职，政令不通，官员多懈怠的情形再现，公司行政效率复又走低。而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大清算也使得明公司的继任操盘手个个选择明哲保身，不再有组织变革之念。另一方面，言官、宦官、阁臣为自身利益相互攻汗，党争不已。万历十四年的“国本之争”、万历十五年的“丁亥京察之争”、万历二十一年的“三王并封”和“癸巳京察之争”都是张居正组织变革失败付出的代价，而万历无力掌控如此纷乱局面，自己首先罢工，长期不出来视事。公司组织一盘散沙、混乱不堪，失去了重振的机会。万历以降，魏忠贤等宦官渐渐出位，木匠皇帝熹宗又不务正业。最后一任董事长崇祯虽然励精图治，奈何积重难返，17年后，大明公司被大清公司兼并收购，遂成绝响。(本系列完)
作者介绍：范军，历史作家，著有《最三国》、《帝国不语对枯棋》、《我的清帝笔记》、《我的明帝笔记》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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