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的《地书》用公共领域中通用的标识和网络、手机表情符等符号描绘了“小黑”一天的标准化生活
苏娅
“《地书》用标准化的符号写成，讲的是一个白领标准化的一天，你如果从标准化的材料中，发现了一些‘包袱’，这种丰富细腻是我们的经验补充进去的。”在谈论作品《地书》时，艺术家徐冰首先谈到的是他一贯坚持的观察方向：特定语境中的人类语言与人的境况的关系。与其早年的作品《天书》中拒绝进入、无法命名的文字符码不同，《地书》谈的是“符号化时代”公共领域的标识如何影响人的生活，人又如何用这些材料书写自身，因而是一个开放的、需要接受者经验参与的作品。
4月，“徐冰个展——地书”在上海外滩三号沪申画廊开幕，这一作品涵盖了装置、档案和动画等门类，《地书》是一本没有一个文字，而是用当代日常生活中普遍运用的符号及标示来完成的“小说”。从早期的手工刻制无法识读的汉字《天书》(1987~1991)，到1994年前后完成的将英文变体为类似中国方块字的《新英文书法》，直至今天的《地书》，徐冰的作品一直表达着艺术家对不同时代语境下的“书面符号”与“视觉互动”之间的关系命题。
谈到《地书》，徐冰对读者的反应更感兴趣，采访时，会先问“用了多长时间看完这本书？”而在他的调查反馈中，老人和孩子接受度要高于成人，“因为成人的文化定式太强，往往是由孩子带着大人阅读这本书”，而每个人在材料中发现的意涵与“笑点”千差万别，这些不同使阅读变得更为有趣。
《地书》用公共领域中通用的标识和网络、手机表情符等符号描绘了“小黑”一天的标准化生活。徐冰说自己的意图是：“很想表达一个‘标准人’的生活。以‘小黑’为代表，如何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度过。”
事实上，标准化符号下面的小黑是个有个性的人。同情心很强、好色，生活中总是碰壁，内心有些压抑，但又是一个顺从的人，易被环境裹挟。
书中指代人物的皆是扁平的代表男性、女性的符号，而身份只能靠颜色区别，例如，小黑的情敌是灰色的——一个没有特指的对象体。徐冰说：“我们每个人都跑不出这样一种生活，我们不得不被代表小黑的扁平标识所代表，而且你也认可了他在代表你。每一天的生活，都会回到一个点，周而复始。”
受制于“命题是其描述的现实的图像”这一语言原则，徐冰认为：“今天，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表情符号进行表达，可能“破坏”了语言的美，但符号化的趋势是一个事实，一种现实， 涉及了人类生活本质的部分。”说到“破坏”这个词语时，他特地停了下来强调“作为打引号的”。
《地书》所描述的“现实图像”是什么？“整理、实证到今天为止这个系统到底能说多少事情？”徐冰强调：“我们反复地实验，到今天才拿出来这个书，因为不希望这个系统本身能够表达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工作没有到位而让它浪费了。我们不创造符号，只是搜集、整理、归纳，使它标准化，到今天为止这些材料可能表达的程度。”
艺术家处理艺术和时代生活的关系的“技术问题”是徐冰始终强调的部分，与之同等重要的是“艺术与时代生活的关系”，这一认识的确立应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期”。徐冰说：“当时，虽然也为了艺术创作做过一些对地方风俗性的考察，但脱不了猎奇式的观看方式，充满了琐碎的对生活的理解，而整个时代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强调对生活的关注，但某种程度上已经离开了生活最核心的部分。”
徐冰说，概念上的“深入生活”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距离，让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样一个命题：“文化与我们的关系究竟如何？”，“当时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要从原来的艺术体系中出来，做新艺术，而新艺术是什么又是不清楚的。“不清楚倒好了，要是清楚了，我可能就直接进了另一个‘笼子’，也是同样悲哀的。我要搞新的东西，被挤压之后，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出来的作品就是什么样的。”
1987年，徐冰把自己关在一间狭窄的工作室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刻起了《天书》,这些全部用手工刻制而成的汉字，有四千多个，除了做现场的展示，又用版画印刷的方式装订成册，做成很大开本的线装书，似乎这一切都笃实地显示《天书》是一个真实存在，但，“人们却不能从中获得任何信息，它在刺激和引导你进入的同时，又拒绝你的进入。”徐冰说。
谈到上世纪90年代《天书》在西方世界产生的影响，徐冰认为：“真正的原因是这个作品歪打正着地与当时西方哲学界正在探讨的话题相通——当时，整个西方世界正好流行德里达、福柯等的思想，围绕‘误读’、‘解构’展开大讨论，而《天书》被认为在一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艺术家从不同角度参与了这场讨论。”关于中国艺术家在美国的境遇问题，徐冰说：“有一点我体会很深：你的工作必须对他们思维的范围有所触动和启发，给他们的思维带来一些他们本身没有的东西，而且一定是带有一定系统性的，这样的时候他们对你的作品是重视的。”
对话
汉字即“关系”
第一财经日报：《地书》说的是标准化的生活，但里面“包袱”还很多，比如“小黑”打游戏特别成功，你自己打游戏吗？
徐冰： 这本书中很多的细节是与学生共同完成，比如“小黑”打的游戏等等，里面的“包袱”是读者的经验参与进去的结果。“小黑”在游戏中特成功，但我自己只玩过俄罗斯方块。
日报：《天书》与《地书》的内在关联性是什么？你强调艺术要反映时代的语言，这两个作品反映了怎样的演变逻辑？
徐冰：《天书》是一种解构的幽默的态度，做得越认真就越荒诞，所以要把每个字都刻出来，手工印出来，布置在一个像殿堂一样的地方，把大家放在一个甚至不敢说话的关系中，但它又是一个不给你任何信息的，抽空了内容的，像一个文字的监狱的空间，它吸引你阅读吸引你进入，但你又进不去读不懂，它看上去那么漂亮那么重要，但又不给你任何信息，没有入口。
《地书》属于新一轮的象形文字，它来自于功用设计，由通识符号构成，是每个人都看得懂的，它与象形文字的思维是同一的，可以阅读也可以玩起来，它在挑衅你知识的已有概念。
日报：文字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你作品的核心命题，在你看来，汉字的文字思维方式，与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包括我们在公共生活中的行为，有哪些影响？
徐冰：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作品与这个问题也是有关系的，主要是探讨中国人的汉字与我们中国人的习性、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有什么关系。汉字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艺术是这样的，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今天中国为什么是这样的。
我们的文字经验可以追溯到每一个人最开始接受教育的方式，这一特殊的方式一定影响了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比如接受教育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记住多少个汉字，很多年都在进行记忆汉字的训练，几千年来每一个接受教育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这对我们的性格会有影响；再比如，我们阅读的文字中间仍是象形的基因，这样的阅读与拼音文字的阅读经验显然是不同的，我们的阅读是非常立体的，比如“寒”字，象形文字是一个房子，左右两边各一堆草，上面一个人，底下的两个点是两个冰的符号，这样一个字就像是一个故事，是充满意象的，可以说，中国人每写一个字就完成了一个小画，完成了一个小的结构。
过去我们写字，上下笔画是有关联的，最后一笔作为一个平衡非常重要。
中国人的生活就是处理关系，就像笔画与笔画的关系，但我们对关系又有特殊的理解，它都是随机的，由上一笔画所决定的，上面出现了什么，下面该怎么办，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是根据前面给的一个条件而决定下面该做什么。日常生活中，我们从国人在交通关系上的处理，也能看出一定的思维习惯，一些中国人不太守交通规则，但他们会凭着感觉来决定应该谁先走。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来中国，对中国的交通状况很诧异，只有中国人能在看上去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却依循着某种特殊秩序。
日报：你说这是“新一轮的象形文字时期”，有某种原始时代的特征，这样的时代会对我们的公共语言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徐冰： 我说今天是“新一轮的象形文字时期”，是因为今天确实带有原始时代特征，一个是全球化使全世界成了一个“大村子”，再一个是每一天都有新的我们人类生疏的内容产生——经验之外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带有原始时代的特征，所谓“原始”就是生疏的经验、陌生的事物特别多，无法被命名。
今天，科技给我们制造了很多新的事物，比如微博、短信，这些方式是过去没有的，是原发的。很多现象已经表明：传统的方式已经不适应今天的需求的，主要是因为国际化和新的工作方式的要求，使得语言通不通用成为很重要的要求，在很多领域，会产生能够被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字习性所理解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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