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苇专栏之蒙元之殇：史上最大跨界并购案成败分析
产业优势加上难得的天时，让蒙古“黄金家族”从众多蛮族小作坊主中脱颖而出。至13世纪中后期，这个伟大的家族已建成了欧亚大陆上最大的帝国联合体。
帝国疆界在答答的马蹄声中延伸开来，但身为蒙古帝国控股群体的“黄金家族”成员，却对扩张收益究竟是什么，愈发困惑。如果说成吉思汗时代部族分裂，“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元朝秘史》卷13)，兼并统一还有手援天下的社会责任在焉的话，那么到灭金和花剌子模之后，“黄金家族”所推进的兼并事业就已转而成为一种经营惯性和牟利手段———然而，如果说征服是为了获取金银玉帛，又是不是非得通过万里跋涉的远征才能实现这一收益目标呢？
“黄金家族”把持着一个庞大的帝国公司，却始终不清楚自身应如何从公司经营中合理分红。在回回商人的忽悠下，“黄金家族”终于转换了思路———他们发现，在特权支持下的金融炒作，其投资回报率甚至可以超越辛苦备至的远征。为了更高效地获利，他们在半世纪不到的时间内，从最落后的“羊本位”一举跨入最先进的“纸本位”。
然而，隐蕴在金融炒作背后的高风险，他们却丝毫也有注意到。于是，等着这帮糊涂虫的，就只能是一场悲剧了。
斡脱钱：洋代理的金融炒作
一个庞大的帝国公司，对其“董事长”而言，其经营价值究竟何在？如何让大帝国成为一架稳定的利润制造机器，并理性地实现众股东的分红、套现，这是蒙古征服者们从头至尾都没搞明白的问题。
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对帝国公司的经营收益是这样理解的：“金主归附了，多得了段匹；合申主归附了，多得了骆驼。”一代天骄伐金、西夏的赫赫武功，到《元朝秘史》的账本上就只剩下草原稀罕的绸缎和骆驼。斯时风俗蒙昧，唯以多获实物为满足的小作坊主志趣，一望可知。
等到帝国公司第二代董事长窝阔台上位，经济头脑就较乃父有了相当的进步。其时，由于受到了西方回回世界金融文明的濡染，蒙古高层逐渐从原始的物物交换概念中走出来，开始对货币经济有所了解———与之相随的，就是“拜金主义”的恶趣味普遍泛滥。
身为帝国公司董事长的窝阔台，就沉湎于回回商人鼓吹的“纯金融运作”盈利模式，随便就把大量的国库现金交予自己的“斡脱”商人(蒙语“斡脱”，意即“合伙人”)去投资(主要是放高利贷)，然后坐等吃利息。
据波斯史家志费尼称，大汗一次便向某回回商人所经营的风险基金投资了500锭金银。而可资对比参照的是，1230年，由帝国公司最出色的经理人耶律楚材所经营的，同时也是帝国辖境内最富庶的北中国，其产出才不过1万锭银。也即是说，窝阔台汗一次便挪用了帝国公司主要收入的1/20，去搞私人风险投资！
在窝阔台时代，蒙古帝国的预算制度也颇称奇葩———帝国首先制定国家预算，然后再依此确定税收额度。这种量出为入的财政模式，本就是腐败浪费的风险之源，再加之以窝阔台汗为首的公司高层还经常大量地挪用预算款项搞私人投资，因而国库便常常短账，财政支付上屡次出现困难。
于是乎，每逢国库现金短缺，帝国财政口便临时提升税额，或新增特殊税来创收———而下层的行政官员为了完成这种临时加派任务，亦只好向“斡脱”商人们贷款，“斡脱钱”的资金链条由此完成闭环。但这样高利率的贷款(年利通常高达百分之百，逾年便转利为本，滚转计息)，风险实在太大，因借“斡脱钱”而破产的官员不在少数，至于百姓则更不在话下。
就连帝国公司的总会计师牙老瓦赤(出自花剌子模的色目人)，也对窝阔台大汗这种扰乱公司财政、与公司核心利益背道而驰的愚蠢作派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大汗置之不理，终其统治期亦不改。
小作坊主业已成为跨国大公司的主人———可是，这个理论上富有四海的家伙，却仍然对小作坊时代那三瓜两枣的小便宜深感兴趣，在盈利模式和分红手段上，却全然没有与时俱进！他乐此不疲地利用最高权力谋私利，仅仅为了让自己手里的金银小小地增值。
在窝阔台的身体力行下，蒙古诸王后妃亦纷纷参与回回商人的“斡脱钱”投资，史称“羊羔儿息”。
窝阔台死后，其妻乃马真后在“斡脱”商人奥都剌合蛮的怂恿支持下临朝称制，与预定的公司继承人贵由发生权力斗争。故贵由汗在军队支持下上位后，便对奥都剌合蛮系统的回回金融资本家进行大清算，几乎已经实现蒙古版“商人谋国”的回回金融资本家势力，因此大受打击，政治上几尽垮台。
然而，蒙古贵族对金银货币的热爱却并未因此而有所消减，待政争一毕，各种“斡脱”便又故态重萌，甚至变本加厉。至元朝开始设立斡脱所，后来更扩大为斡脱总管府，在各地也均设有斡脱局或斡脱府。时人所著的《习吏幼学指南》中，便索性称“斡脱”为“谓转运官钱，散本求利之名也”，直指其官僚特权资本之实质。
帝国公司的经营者，不娴于通过正常的公司产业运作、增值获利分红，却偏爱用“斡脱钱”为代表的官僚特权资本为私人牟利———于是，蒙古人的国家机器，遂逐渐为回回商人所左右。
从“羊”到“纸”：寻找更高效的金融筹码
由于高利贷为代表的“斡脱”官僚资本运作，需要有高效率的货币机制作保障，故蒙古及稍后的元帝国，在货币问题上便难免表现得异常积极和激进。
蒙古初起之时，推行的是实物经济制度，虽然对中原的钱币也颇感兴趣，但大抵是用来铸造兵器而非纯用于商贸。如12世纪上半叶金人废夹锡钱和铁钱，蒙古便“秦晋铁钱皆归之，遂大作军器，而国以益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斯时，帝国公司的经营收益不过是“百姓羊群里，可每年只出一个二岁羯羊做汤羊”(《元朝秘史》卷15)，后来行文慎密了些，便道是“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牸牛一，羊百者输羒羊一”(《元史·太宗本纪》)。
因为蒙古人眼中只有马、牛、羊算财富，所以早年自金人手里夺取了北中国的辽阔土地后，就难免觉着一无用处，很想要“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从铁木真西破乃蛮后，蒙古人联通了西方商路，在回回行商的濡染下，逐渐学会了用金银做买卖和标记财富，实现了从“羊本位”到“银本位”的第一次跨越。这一跨越，立刻在蒙古权贵中掀起了聚敛金银货币的狂热情绪，窝阔台大汗两口子不惜屈帝后之尊，疯狂参与“斡脱钱”投资，就是发生于此背景下。
待窝阔台、忽必烈相继灭掉了金和南宋，蒙古人成功入主中原后，又惊奇地发现世上居然还有如此高效和不可思议的货币———仅凭一张纸，便可以随意购卖价值若干银锭(换算成羊，那更得是若干群)的货物。
在纸币超前便捷的技术魅力诱惑下，蒙古人遂理所当然地又来了一次从“银本位”到“纸本位”的跨越。北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年，此时距元帝国建立，还有11年)，正式刻印“中统钞”，这标志着蒙古帝国公司在中原大区的结算筹码，从此进入“纸”时代。
然而这一次，马背上的征服者们只注意到了纸币的高效便捷，却没注意到纸币这一金融工具乃是一柄双刃剑，同样也蕴含着高风险———他们欣欣然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却没曾想到最终摧毁帝国公司的魔鬼也随之而出。
透支危局：蒙元公司“刷爆卡”式破产
“纸本位”，实质上是一种信用本位制度。以金融常识讲，由于纸币本身不具备价值，故发行纸币的帝国若欲保持币值的稳定，就只有两途———要么有充裕的发行准备金，要么有稳定可靠的国家信用作担保。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规避因过量发行而导致的通货膨胀风险。
帝国的宏观调控能力如何，也决定着纸币发行的成败———而这一能力的高低，又取决于统计水平、预测水平以及中央权威的支持力度，实质是对帝国文教政治等软实力的考验。
以金和南宋为例，这两家都发行过纸币，但同样到末期时，宏观调控能力较差的金人，其纸币竟然贬值到百缗仅卖一碗面(宋人吴潜语)，或“万贯唯易一饼”(耶律楚材语)的地步。而宏观调控能力略强的南宋表现就好得多，其纸币还能维持三分之一以上的价值(《宋史·食货志》)。
在纸币发行问题上，元朝初年有鉴于金人的前车之鉴，在发行量上相当保守，准备金也十足充裕，因此货币运行尚称顺畅，通货膨胀有限。
但到忽必烈中期后，由于漠北有“海都之叛”延续，且又连年远征日本、占城、缅甸、安南等国，造舰募兵等战争开支浩大，遂造成长期的政府财政赤字。为应付局面，元帝国公司的总会计师回回人阿合马之辈，便只好增发纸币，1280年的1贯钞(1000文)，其购买力只及得往常的100文。
鉴于中统钞信用已失，元帝国遂又改发至元钞，官订以1：5收兑中统钞。但由于收兑不认真，实质上是两种钞都在流行，新钞的发行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在忽必烈一朝中，元帝国的子民们经历了通货从稳定到膨胀，再到恶性膨胀的全过程：俸禄不断增加，但总也赶不上物价的飞涨。大书画家赵孟頫 就发牢骚，称二十几年间，“使客饮食之费，几十倍于前”。但赵孟頫 们应该庆幸自己还生活在忽必烈的时代———因为元世祖的子孙们，还将继续制造更加恶性的通货膨胀。
如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元帝国全年支出纸币1000万锭，足足超出岁入的1倍；天历二年(1329年)前7个月，支出便超过岁入几倍。这些赤字差额，不消说都是靠增发纸币入市销账了事。
在如此旧钞不退市、新钞年年增的通货累积之下，物价自然翻番地上蹿———至元十三年(1276年)米价1贯1石，到至正六年(1346年)就涨到40贯1石；中后期诸元帝赏赐卫士，动辄一人四五千贯。按数目算，要放在汉唐，这乃是非大功臣不能得的“重赏”(不过汉唐那是真铜钱，元朝这是贬值的纸钞，价值上自不可同日而语)。
元中期以后，国内及周边相对安宁，浩大的战争支出已不存在，论理财政赤字理当大为缩减。但事实上，财政赤字却仍长期保持着至元年间四面开打的范儿，坚挺不消———由于政治上长期由粗鄙保守的漠北镇王或钦察军傀儡当家，拒绝汉化和信用汉人，因而精细化的行政管理人才不能进入朝堂，帝国公司粗放的经营模式始终未能转型，行政成本始终高昂。而在经济上又缺乏开源之能，帝国遂只好靠不断增发新钞来补窟窿———纸币，就此成了大元帝国手中一张任意透支、长期刷爆的信用卡。
长期刷爆卡的元帝国，在财政上显然已无任何安全冗余度可言。所以到末代董事长元顺帝时代，由于红巾军揭竿而起，帝国军费开支暴增，信用尽失的大元纸币竟贬值到六七百万文才能买1石米的地步，贿赂官员甚至要用车载钞票而行———元朝前后不足百年，但由于通货膨胀所导致的物价上涨却达近千倍(《中国货币史》)！
这种寅吃卯粮的纸币，显然已无法继续担当结算筹码的角色。然而，习惯了靠增发纸币这种刷卡透支过日子的元帝国，却又注定无法在短期内另建一套造血机制！机制落后而又惯性十足的老企业病，在此显露无遗。
于是，冥顽的征服者们，只好在难以驾驭的“纸本位”爆卡危机中轰然倒地。(本系列完)
作者介绍：江上苇，名徐旭，天涯煮酒论史版版主，民间历史学者，著有《大帝国的涅槃》、《迷惘的诸侯———后辛亥时代的西南军阀》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