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启雯
——评杰弗里·M·霍奇逊《制度经济学的演化》
⊙潘启雯
英国经济学家、旧制度经济学当代传人、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的创始人之一的杰弗里·M·霍奇逊，真正开始被国内读者广泛知晓，主要是因他那本《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在该书中，霍奇逊系统批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方法论和本体论，同时强调了认知、有限理性和信息的重要性。在其后的多本著作中，这位哈特福德大学教授、《制度经济学》杂志主编一直以“制度”和“演化”为话题聚焦于“制度经济学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比如国内新近翻译出版的这本《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美国制度主义中的能动性、结构和达尔文主义》。
自重商主义发端以来，经济学就沿着“经济物理学”和“经济生物学”两条道路发展，前者生长为现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广泛采用物理学机械范式；后者就是霍奇逊等人所研究的演化经济学，他们中的代表或是直接使用生物学隐喻，或是在阐述经济和社会问题时使用演化论的思想。
然而，阐述和发展“制度经济学”或“演化经济学”首先面临着社会科学中的两个关键问题：历史特性问题、能动性与结构的问题。按照霍奇逊解读，所谓能动性（agency），是指个体行为人独立行动并做出他们自由选择的能力，而结构（Structure）则是指诸如社会阶层、信仰、种族、伦理、习俗等这些能影响或限制个体行动的结构性或者制度性因素的统称。
凡勃伦无疑是美国制度主义的开创者之一。在霍奇逊看来，凡勃伦提供了制度与演化经济学最基本的纲领，理解凡勃伦制度主义的逻辑起点，可社会理论中一个古老问题切入：主体（及其能动性）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是什么？凡勃伦的出发点是，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特定类型，不仅是一种约束，而且能潜在地影响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这意味着，偏好是内生的而不是外在给定的。但凡勃伦又强调，社会整体并不完全决定个人，个人依旧发挥作用。这是霍奇逊所理解的凡勃伦制度主义的第一特征：既反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也反对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但是，主体和社会结构（制度体系）不是同时在一瞬间被置于社会历史舞台的，因而相继的问题是：主体和结构在时间上的关系如何？凡勃伦认为，主体和结构存在着时间上的不对称性：尽管社会结构依赖一群个体而存在，但是对于每个个体来说，许多结构先于其行动而存在。这意味着，当主体进入社会结构时，社会结构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其实质内容能对主体产生影响。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主要形式就是制度，其内容就是知识。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知识的储存载体。这一逻辑，构成了凡勃伦制度主义的第二特征：已形成的结构，通过制度这种社会知识的储藏器，可以对个体产生塑造偏好的影响。
凡勃伦制度主义逻辑的进一步伸展，则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基础上。凡勃伦从达尔文学说中得出的启示是：累积因果。这意味着“一切有因”。《制度经济学的演化》中反复出现“唯物论的因果解释”，意思也就是说，意识、理性等精神范畴的概念是有其物质基础的，按凡勃伦的本意，这类问题都应置于进化的、唯物论的解释中，凡勃伦主张“本能——习惯”心理学及反复提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含义也在于此。这构成了凡勃伦制度主义的第三特征，即社会经济解释中的连续性原则和累积因果原则。接下来的问题则是，主体带着什么进入结构，又以什么方式在结构中活动？在这一点上，凡勃伦受到达尔文、詹姆斯和皮尔斯的多重影响，并形成了凡勃伦制度主义的第四特征：“宏观的本能——习惯——习俗——制度框架”，以及第五特征：“微观的本能——习惯——信念——理性框架”。
霍奇逊发现，“宏观的本能——习惯——习俗——制度框架”的逻辑，是经由自然选择而来的人同样具有生物属性，人是带着本能进入结构的，但很显然本能没有强大到为人类认知和行为提供全部工具的程度。骤变的社会演化与缓变的自然演化之间的脱轨需要另一种机制弥补，这种机制能使人在面对变化的环境时有充分的灵活性，凡勃伦认为，作为处理更为剧烈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危急情况的工具，习惯相比于本能更具灵活性。本能依然非常重要，但习惯的修正作用相对变得更加重要。而“微观的本能——习惯——信念——理性框架”的逻辑则在于，主流经济学愿意将本能排除掉，而把习惯视为一种行为而不是心理倾向，这样理性和信念、行动的“意识第一”（mind-first）观念才能得以保留。但凡勃伦认为行动不需要理性和思考，在我们受到习惯和其他倾向驱动的同时，在与世界连续的相互交往过程中，理性和意图才产生出来。“思维的习惯是生活习惯的结果。”因此，“本能先于习惯，习惯先于信念，而信念又先于理性”，这就是我们人类祖先在几百万年中的进化规律。
凡勃伦的制度主义，实现了达尔文理论与社会经济分析的创造性结合。但霍奇逊认为，由于凡勃伦晚年未能及时跟上科学哲学的发展，其理论始终缺乏成熟的多层级本体论，对异质性要素互动从而在另一层级上产生新奇涌现的现象无法提供很好的解释。
霍奇逊因此认为，复兴凡勃伦制度主义，需要和涌现哲学相结合。涌现哲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的系统不等于其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的理念。后期的涌现哲学则认为，一个复杂系统中组合在一起的多样的要素，可以产生单个成分所不具备的性质，这些额外的性质可以被形容为是“涌现的”。在经济学中，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体到群体，很多现象都与涌现有关，如合成谬误、自发秩序等。
事实上，制度主义起航之时，社会科学的风向对凡勃伦制度主义的发展十分不利。行为主义心理学、实证主义占据上风，尤其是行为主义，几乎将本能习惯心理学挤到了边缘。霍奇逊认为，美国制度主义的四大巨头：康芒斯、艾尔斯、米切尔和奈特，或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甚至放弃了凡勃伦制度主义的上述原则，或未能推进凡勃伦的思想。而他们也未能提供另一种制度主义的纲领与方法论基础，这使得整个制度经济学普遍缺乏发展的动力。
制度和演化经济学复苏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是当今对社会科学的划分方法。根据“理性选择科学”定义的罗宾逊边界线（Robbinsian line），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两面夹击下，正在失去它曾经的合法地位，对其最合理的替代是，根据与经济学体系研究相关的知性规范，再次重新定义经济学。在饱受处于边缘地带的异端经济学的大量批评之后，近年来“理性经济人”已逐渐受到来自主流经济学内部的挑战，这些批评主要源于博弈论、实验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最大化行为将被视为只是一系列可能行为集合中的特例，所有行为模式都必须能有效解释它的起源和演化。人们已经认识到，一旦引入不确定性、决策成本和对他人理性进行评估等因素，理性的含义就变得比较棘手，从而导致新古典主义这一核心元素受到“质疑”。
应当说，霍奇逊对重建制度经济学的乐观还是有基础的，进化心理学的兴起实际上就是凡勃伦的“本能——习惯”心理学的复归，而脑科学、神经科学的进展也在不同程度上为此提供了支持。不过，虽然内生偏好、本能机制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如何将其从一种解释人的行为的理论上升到解释社会现象、社会制度演化的理论，并为预测、指导宏观经济活动提供分析基础，显然还有待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