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粉骷髅记
海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aquadagio@yahoo.com
在国内电视剧市场里，谍战剧的编剧可能是唯一需要大脑CPU的。《悬崖》热播，谍战剧又火了一把。《悬崖》风格跟以前的谍战剧不同，宣传说有“突破”，倒不如说放大了先前谍战剧的非谍战成分，它节奏慢，很抒情，很多王家卫式的镜头，喜欢盯着香烟冒出的烟雾、烧文件的火焰或美女无助的泪眼拍半天，给观众留足了时间慢慢唏嘘。常听到的关于此剧的话题也很有趣：“男女主角同居六年没上过床呢”，“大衣皮草都很好看，谁家赞助的”，“高彬演得好，特像我们领导”……在腻腻歪歪的言情剧和热热闹闹的穿越剧主导荧屏的时候，谍战剧能抢占一方天地，除了“主旋律”之外，有很多有趣的原因，都在戏外。
早在电视还没普及的时候，谍战电影就已经大行其道了，这可以说是冷战的一个结果。政治上敌我对立，文化上也营垒分明。如果说这时的战争电影像大刀阔斧，谍战电影就像小巧暗器，没有前者正统，但是更精致好看，意识形态味道也不那么显而易见。在战争电影中观众期待英雄们悲壮的死，谍战电影就轻松很多，观众爱看的是己方的英雄深入虎口，把对方玩得团团转，完成任务后还全身而退，最好还让敌方的女人芳心可可，所以谍战英雄们的生还率总是高很多。
不过主角和配角的一大区别，就是主角就算会死，也要撑到结尾，把所有任务完成之后。老电影中英雄面临的主要危险还是来自于敌人，敌人是狡猾的，心狠手辣的，负隅顽抗的，英雄虽然和敌人近身作战，心理上却没那么多纠结。
把谍战剧变成生活剧，是国人特有的智慧，也是后革命时代叙事的一个特色。从前的中共英雄一定要浓眉大眼，义正词严，今天的红色特工，可以有余则成那样狡猾的小眼睛，也可以像熊阔海那样油腔滑调，一身江湖气，总之亲和了许多。更重要的，当年的敌人都不是人，而是狰狞的恶鬼禽兽，今天的敌人都是我们身边的人。这使谍战剧的气氛有时像《编辑部的故事》或《我爱我家》。千万别说谍战剧拍的是历史，人们对历史大多是叶公好龙，真按历史来拍早没人看了。近两年谍战剧越拍越火，个中原因跟历史没多大关系，倒是主人公越来越压抑的生存状况可以让今天的人们更方便地自我代入。
在《悬崖》中，中共地下工作者周乙潜伏在伪满洲国特务科，与顾秋妍假扮夫妻完成情报工作。好几次哑然失笑，都因为剧中人说的话，在生活中不止一次听人说过。比如：
顾秋妍说周乙太理性，周乙不同意，说：“其实我是很性情的人。”顾：“没看出来。”周：“我总得先活着吧。”顾：“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先活下来。”
又如，刚进入特务科的任长春困惑地说：“像我这样的草民，什么也改变不了，该怎么办呢？”周乙回答：“忍受。”
再如，任长春说：“在这个乱世谁愿意嫁给警察呀？”周乙：“是盛世，注意口气。”
……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不要抱怨，也不要烦，生存是第一位的”，这个主题由男主角周乙重复了很多次。看周乙每次感叹生存压力大，都觉得像个累死累活的都市白领，貌似光鲜，实则常年亚健康。剧名《悬崖》，意思是地下工作者的生活是每天站在悬崖边上，稍不小心就掉下去，求生必须全力以赴。这让人想起《芙蓉镇》里姜文对刘晓庆说的：“一定要活下去，像猪一样，像狗一样活下去。”生存哲学每逢艰难时世都会被毫无保留地激发出来，国人信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惨的遭遇、再大的侮辱，只要活着，就有翻盘的机会，再大的利害莫过先保住性命。
经过近代漫长的革命，对暴力和牺牲的迷恋一度压倒了求生本能。老红色电影最经常歌颂的是英勇献身行为，当然，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换来的成果最大，一定是为了拿下重要高地、掩护大部队撤退、送出重要情报……才是值得的，即使如此，生存本身，都构不成什么大不了的故事。
商业时代的谍战剧用生存智慧取代了死亡激情，因为对当代人来说，死亡远在天边，活着才是真真切切的压力。为了生存，人必须保持理性，高度戒备，谁也不能信任，这哪里是特殊年代的特殊问题？怀疑被正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悬崖》中的特务科长高彬就感叹日本情报人员土肥原是个“哲学家”，多年前还有部谍战剧《暗算》，连只知吃喝玩乐的唐一娜经过几天的封闭审讯后都悟出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道理。
为了信仰而奋力求生是英雄主义，否则就是“一地鸡毛”。为求生而妥协在谍战英雄身上之所以不显得猥琐，因为他们活着是为了完成重大任务，同时他们早已把生命交付给了一个伟大庄严的使命。就像武侠片总喜欢让大侠戴斗笠，让美女蒙面纱，伪装得越深越彻底，真相大白之时就会越惊艳，观众的快感会越强烈。同样，英雄们为了活着而放弃的东西越多，也就越显得形象伟岸，就像周乙说的：“我本来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精神上早已经殉道。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里，只有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我才能活下来。”
相信这个表述会令不少职场精英感同身受。事实上，至今我还没遇到什么人不认为自己是“很性情的人”、是“理想主义者”呢。被残酷的环境变成另一种人，放弃理想，拥抱实利，变成快乐的庸人，这是大多数人的成长之路。在这过程中不断强调自己原本的“性情”以及很可能根本不曾存在过的“理想主义”，是多少博客最爱絮叨的话题呀。既感动了自己，又合理化了一切蜕变，解释了所有屈从让步，从无聊中寻找意义，堪称当代人最经典的灵魂自慰方式。
其实现代人“活着”的内容早已不同以往，不仅活着，还要活得风光体面，不同人对活着的定义天差地别，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没几个人还能不改其乐。正因为“活着”本身是个暧昧提法，为了活着而放弃的那些东西同样边界不明，所谓“原则”、“底线”也就永远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笑话。
周乙的生存哲学既有信仰作支撑，也有组织为后盾，他是一个肩负重任的英雄，但对这种类型的英雄来说，有个悖论永远解不开。生存哲学有多种，首要第一点是平庸，从外表、谈吐、气质到行事方式，都要让人感到没压力，这决定了周乙能在特务科混迹多年是件不靠谱的事。老谋深算的高彬凭直觉就感到他与众不同；新人任长春觉得他善良、正直、诚实、品格高尚；连神经最大条的刘魁都能看出他“身上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有一颗悲悯的心”。周乙本人也是个气质决定论者，审讯中共地下党老季时，他说：“一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你不但读过书，而且有信仰。”如果眼神真能泄露信仰，卧底这件事就是不可能的，一个像周乙那样道德纯洁、气质出众的人即使不是共产党也很难在特务科存身，何况他还总带着假老婆四处发报。或者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伪满洲国的官僚机制真的可以选贤与能。不信，你试试按周乙的标准观察一下周围那些仕途得意者的眼睛，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半点儿“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