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卖蛋不行了，要卖鸡”
金融危机后，东莞农村经济转型被分红“绑架”，集体体制改革受阻
东莞上车岗村小组违法卖地被叫停，该小组卖地还债的模式难以为继。
2012年春节，东莞横沥镇隔坑村上车岗村民小组因出售三块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地，一下子被推上网络舆论的浪尖。在当地有名的“东莞阳光”网络社区中，聚焦“卖地”行为的舆论呈一边倒，网友极尽谴责之词。
然而，南方农村报记者调查发现，这次“卖地”有着非比寻常的民意基础。卖地失败的结局，让不少当地村民连叹可惜。
卖地问题的背后，是困扰东莞农村的日益沉重的“分红”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以厂房出租为核心的东莞农村集体经济迅速发展，村民每年都能从集体获得数额不少的分红；2004年，东莞农村实施集体经济股份制，村民股份固化，村集体利益与村民利益之间博弈屡有发生。
2008年后，金融危机来袭，村集体经济利润下降，但村民寄予分红的希望却有增无减，而今分红已经成为村集体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的负担。东莞农村集体经济将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南方农村报记者 黄裕东
南方日报记者 徐滔
卖地还债被指违法
2月22日上午，上车岗村民刘伯站在其中一块待售土地旁若有所思。
平整过的土地，夹杂着香蕉皮、塑料袋等垃圾。“卖地的事，我们都知道。村里要还钱，村民要分红，不得不卖。”刘伯说。
他告诉记者，春节前，这些地有的还长满荒草，有的种了少量香蕉。后来，村里出钱推平土地，于大年初五(1月27日)正式招投标。
记者随后走访多户村民，对于卖地的事，受访村民表示都参与了讨论或投票。一位村民甚至表示，卖地就像卖掉生蛋的母鸡，“鸡能卖钱，蛋也能卖钱，但现在还债需要更多的钱，光靠卖蛋解决不了问题，要卖鸡。”
上车岗小组会计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证实，今年1月底，三块地以每块105万元拍出，预计收入315万元。拍卖后，村委会按例收取了定金。
眼看生米就要煮成熟饭，却因为国土部门介入，导致这次有一定“民意基础”的卖地，最终无法挟民意而超越法律。
“该村未经国土部门同意，私自填埋农田保护区，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调查核实后勒令该村恢复原貌。”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一位工作人员称。国土部门对上车岗村小组明确表示，该地并非建筑用地，村里不能进行投标出售建别墅。
近日，在上车岗小组办公室，小组长刘镇华向记者出示了一张《东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出证明单》——“退回钟某投别墅地3号定金5万元”。
刘镇华证实，卖地行为已被相关部门叫停，“由于未获得上级的批准，该地块正进行复耕。”目前，村里收取的定金已全数退回。
百万分红十万还债
卖地计划落空，但寄希望于卖地来解决的债务问题却持续严峻。
“上车岗现在欠债1235万元，每年光利息就要还70多万，卖地还债实属无奈之举。”刘镇华去年上任上车岗组长，日渐严峻的村集体经济状况让他“很发愁”。
改革开放初期，东莞大部分农村为了招商引资，陆续在集体土地上建厂房出租。当时，农村并没有足够资金建设厂房，只能向银行或以其他方式借贷。
上车岗村小组一次性建了十间厂房，也欠下数千万的债务。厂房建好以后，村集体收入提高，村民每年都能获得分红，曾经确实是一片皆大欢喜。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当年欠下的债务显得越发沉重。
“去年，上车岗实际还债仅10万元。”上车岗的会计翻了翻账本，颇为无奈——2011年，除去村集体开销、村民分红以及偿还利息，能用于还债的仅剩下10万元，相对还剩下的1235万元债务，“谁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
目前，上车岗每年出租厂房收入约400万元，其中超过100万元用于分红。每年分红两次，每次450元。刘镇华告诉记者，尽管数额不多，但每到快分红时，不少老村民就频频到村小组办公室，一遍又一遍询问何时能拿钱，不少人还会抱怨“为什么菜贵了、肉贵了，分红却不见多”。
“如果不分红的话，其实10年就能还清债务。”面对高额债务，刘镇华脑中曾蹦出过“停止分红”的想法。然而，面对“要分红”的村民，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想法只能是空想。
“要村民暂停分红，谈何容易。”多年来，村民习惯了分红，一下子要村民把“进了口袋的钱”拿出来“帮”村集体还债，几乎不可能。
20年持续性分红，村民对分红产生了依赖。村里的债务，却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迟迟未能还清。
体改先锋折戟分红
2月16日下午，东莞厚街镇白濠社区会议室，冷空气到来并未减弱村民关于社区福利的讨论热情。
2009年，东莞启动村级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厚街被列为试点镇之一。改革文件中，“统筹村民小组一级经济，撤销村民小组一级建制，强化村级经济管理”成为重要任务之一。
作为此次改革的“急先锋”，白濠社区起步很早。该社区居委会书记卢敬良介绍，目前，全村有7个村小组已全部撤销。然而，计划中的村小组集体经济由社区接管统筹，却迟迟难以实现——7个村小组集体经济差异甚大，由社区统一接管后，村民福利分红会发生什么变化，所有村民的眼睛都死死盯着，也始终未能取得共识。
“有的村小组已无债一身轻，村民除了每月400元分红，年底还有定额分红；有的村小组依然欠债，村民每月分红只有200元。”卢敬良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改革的大方向是整个社区一盘棋，让拿不同分红的村民最终要“一碗水端平”。
“这谈何容易？”卢敬良说，“哪有村民会愿意掏钱帮别人还债呢？”
记者了解到，白濠社区中债务最重的小组仍负债800多万元，而该组每年的厂房收入仅600万元。尽管负债不少，该组村民每月仍能获得200元分红，甚至还有村民不断要求将分红提至每月400元。
“既然改革了，分红就要向别的小组看齐。”该村村民说。
根据时间表，白濠社区今年内须完成村级体制改革。但卢敬良坦承，以目前的分红水平，一些村组还清债务至少还需要5年时间。落后的村组不迎头赶上，改革就难以继续。
选票压力抬高分红
白濠社区的改革，本应作为引路人经验今年内在全市推广，但现在却被“分红”卡壳。让人担忧的是，白濠改革中遇到的分红问题并非孤例，普遍存在于东莞其他村集体。
一位不愿具名的村支部书记透露，协调先进小组与落后小组间利益，几乎是东莞每个村面临的问题，“取消村小组，行政上没问题，最棘手的是分红。”村级体制改革，将遭遇与村民实际利益的“拉锯战”。
而更让很多村级管理者头痛的是，很多村民理解的股份制是不管赚多赚少，有股份就要分红，而且分红只能增不能少。
卢敬良无奈地表示，既然是股份制，分红就会应该有高有低。但这些抱怨却只能藏在心中，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的特殊性，让分红变得敏感而又微妙。
“如果你们这一届分了500元，下一届谁也不敢降到300元。”卢敬良表示，东莞农村集体经济联社和农村行政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村委会主任兼任经济联社理事长，前种角色要经选举产生，后者负责给村民分红。因此，在“选票压力”下，谁都“不敢”提出减少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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