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1月14日 来源： 南方农村报
□曹林
◆他们真的很在意农民工这个称谓吗，他们真认为农民工这种称谓对他们是一种歧视吗？不能只是根据城市人的想象，而去给他们一些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他们真正迫切需要、真正在意的东西，却不给他们。
关爱关怀农民工，是很多地方公共政策一个鲜明的取向。从教育到医疗，各地从不同方面想方设法去关怀这个以往被忽略的群体。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好几个地方都把目光投向了“农民工”称呼。近来广东官方就表示，将建立健全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镇的制度设计，加快研究并适时出台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政策措施，探索建立外来务工人员根据职业和工作年限享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促进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真正融合。
取消“农民工”称谓，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就有不少地方领导表示了对“农民工”这个称呼的不满，声称要取消这个带有歧视性的称谓——比如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前段时间就说：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对农民一种极大的不公，他呼吁尽量不要用农民工这个概念，农民当了工人，工人就是工人，怎么是农民工人？地方高官先后发声，并给出了“取消”的时间表，传递出在农民工关怀上自上而下的一种共识。
这样的政策取向，体现了官方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全方位关注——在细节上关注他们，尊重他们的权利要求和尊严感。称呼不是一个小问题，体现了一种细节上的文明。不过，这样的政策还是招来了一些质疑声。比如就有人就质疑，如果农民工贫弱的生存状态得不到改变，歧视仍将存在——虽然农民工这种歧视性的称呼换成了一个新名词，比如进城务工者、新产业工人，或者其他，但因为不平等还存在，新的称呼又会被歧视化。称呼只是其表，关键是背后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还有的说，这种“取消”本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本就没有明文规定称这些打工者为“农民工”，而是自然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
我最大的困惑倒不在这些方面，换个称呼，总还是好的，自然形成、自然积淀的歧视，也可以改。我关心的是，真正的农民工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在关怀农民工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多听听农民工的意见，听听他们到底真正需要什么，他们真的很在意农民工这个称谓吗，他们真认为农民工这种称谓对他们是一种歧视吗？不能只是根据城市人的想象，而去给他们一些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他们真正迫切需要、真正在意的东西，却不给他们。我们要让农民工自己说话、自己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要听到他们真正的声音，而不是只凭我们自己的想象。
事实的确如此，虽然舆论一直在谈论“农民工”的称呼问题，可我一直没有看到有人去调查农民工群体对“农民工”这种称呼的看法，他们从这种称呼中感到歧视了吗？他们很介意别人叫他们“农民工”吗？所有的那些讨论，基本上都是靠想象。
不仅是在“农民工”称呼的问题上，在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问题的时候，农民工都缺乏自主的表达，他们都是在“被想象”。他们的问题，他们的诉求，很多都是从不下基层、从不与农民工交往的人坐在书斋中“想象”出来的，而很少听到农民工自己的声音。各种涉民工政策，基本都是凭想象去改革，改革者自以为是做莫大的善事，自以为代表了农民工利益，可很少去问农民工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都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被时代”，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无数的“被动”：被就业、被幸福、被增长、被自杀、被统计、被代表——而这种“被动生存”的权利困境，在农民工身上又表现得更加严重。农民工因为身处底层，权利贫弱，他们更容易陷于“被”中。农民工会表达，农民工有嘴，他们是自己利益最好的、最正当的表达者，没有人比他们更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农民工要发言，他们的利益需要他们自己去表达，而不是依靠别人的善意，靠别人的想象帮他们代言。
都在说尊重农民工，我觉得，最大的尊重，是对话语权的尊重、对代表权的尊重。所以说，既要改农民工称呼，更要尊重他们的话语权。当农民和农民工能自主地表达、自主地维权、自主地主张本群体的权利时，歧视才会真正消失，平权时代才会真正到来。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