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称呼农民工并不重要
肖民
“农民工”是个热词，有话语权的人和群体都愿说到这个词，以显示对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的关爱和关注。不管怎么样，都愿说到这个词是件好事，总比被全体国人“遗忘”了的好。
说得多了，就有人提出别样的说法：农民工是个歧视性称呼，应该给这个群体改改名字。这种说法这几年一直存在着，一些官员、专家乃至城里人，都提出取消这一称谓。
给物或人(包括个人和群体)取个名字，也就是称呼，是为了表达上的方便和区分。名字本身不代表着什么，尤其是给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人取什么名字。比如，爹娘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富贵”，老二叫“二狗”，“富贵”未必真能富贵，“二狗”也未必命贱如狗，爹娘叫着一样亲。
具体到“农民工”这个称呼，并不是哪个人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名字，而是先有了这样一个群体，才自然形成的名字。这个群体人的身份是农民，却不再种地，跑到城里打工了。在身份制度森严的中国，到了城里，他们还是农民，为了区别于在家种地的农民，他们便有了“农民工”这一称呼。在这一称呼的形成和被广泛接受的过程中，谁也没有想到要在称呼上做文章，以便让他们低人一等，永不翻身。
可为什么屡屡有人提出这一称呼带有歧视性呢？肖民认为，这是附加在农民工这一群体上的歧视性的政策带来的，并不是称呼本身有什么问题。建国后，把国人分为工农兵学商。这么分，是因为职业。就工人和农民两个最大的群体而言，工人有工资，农民有地种，当时也没显得哪个群体更优越。可后来政策出现了变化，工人是铁饭碗，农民是泥饭碗，以至于说谁是农民，就有了别样的含义了。现在，身为农民，进城打工，叫个农民工并没有什么。可要是进了城的农民享受不着城里人的各种待遇，就是在城里安了家，出生在城里的儿孙仍然是个“外来人”，“农民工”这一称呼就有了别样的含义了。如同上边提到的两个儿子，老大小时备受父母喜爱，长大了接受了全部家产；老二小时没人疼爱，长大了只能给老大打工放牛。那样，“富贵”真的就又富又贵了，“二狗”真的就成了没人搭理的流浪狗了。
国人喜欢玩些玄的，特别是文字游戏。因为“农民工”这一称呼，有人甚至连“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都说出来了。农民工这一群体受歧视，不从根上去找被歧视的原因，而是想着去给改个名字。如果改个名字就有好运，那现在最吃香的就是打卦算命附带给人起名字的先生了。
对这一群人，不叫“农民工”叫什么？“新市民”，“产业工人”，有人给出了新的叫法。可农民工现在的境遇，叫他们“市民”，并且还是新的，真高抬他们了，他们承受不起，也不愿承受。叫他们产业工人，干建筑的叫建筑工人，挖煤的叫煤炭工人，看似不错，可有一个大问题：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在现实中如何让人知道他们被歧视的身份呢？再者，肖民觉得这其中有一个大阴谋也未可知：把农民工这一大群体划分到各个产业，取消了“农民工”这一称呼，等于“化整为零”解决了农民工问题，国人不必再为此头痛。
农民工及其称呼，是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形成并被社会接受的。这一群体及其称呼的消失，也应在发展变化中完成。留在农村种地的农民，享受国家的农村政策；进城工作并安家的农民，享受国家的城里人待遇。到那时，就不存在农民工这一群体，更不用说称呼了。
可现在不行。农民进城工作，却享受不到国家的城里人待遇，不叫他们“农民工”叫他们什么？肖民觉得，没有比这一称呼更贴切的了。何况，这一称呼还能时时提醒国人：我们还有这样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