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
父亲司徒慧敏1987年4月4日去世以后，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写过一篇很短的纪念文章，称父亲为“出远门的爹哋”，是因为他革命的一生很少回家给我留下的印象。我的家庭应当算是传统的中国家庭，因为身处侨乡，而且祖上有人浪迹海外，也带来了西方的处世态度、习惯甚至思想。我的大伯父参加康梁的维新运动，是坚定的保皇分子，我的祖父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国民党，直到1927年后完全退出政治活动。我的父亲1925年15岁参加共青团，1927年广州暴动前夕，由周文雍介绍转党，这种复杂的家庭背景，注定了此后在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是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事情发生。父亲一方面怀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严格地执行党所安排的工作和任务，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使他在家庭教育上显得很独特。在家里，人人说话轻声，慢条斯理，从不可能发生大声呵斥或打骂孩子的事情。唯一的批评，就是他那严厉的双眼，看你一下就叫你心寒，让你久久难忘。
在我的记忆中，他只批评过我两次。那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我偷偷用了他的派克墨水写作业，不小心打翻了，悄悄兑上了自来水想蒙骗他，父亲发现了，只是对我说：“你打翻了就老老实实告诉我，我又不会打你，你兑上了水，我就完全不能用了。”他为自己的宝贝墨水伤心、叹气。再有一次是因为看电影。我们电影厂职工的孩子，课余时间都有“特权”看电影院的免费电影。那天放《苏武牧羊》，我告诉父亲要去看，父亲厉声说：“那是汉奸演的片子，你不能去看！”我没听他的话，偷偷去看了。回家的时候，全家人在吃饭，我一推门，父亲抬眼看着我，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严厉目光，我想父亲一定是都知道了。他放下饭碗，也不说话，拿了支粉笔，在地上“画地为牢”，我自己站到圆圈里，久久地反省。
这两件事，我记了一辈子。就是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知错就改的人，做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这是父亲教我的。
在父亲临终前他告诉我：要记住，国家会变的，人会变的，不要只根据一时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观点的一致去选择朋友。他的一生朋友很多，很少是一时的朋友，大多是终生的朋友。很可惜，我没有问他是否也原谅了那位曾经做错了政治选择的演员……
关于母亲
常有人问：“你那位很普通的母亲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有那么奇特的经历？”对此，我也问过母亲。她回答很简单：“那是生活逼的。”
30年代后期，很多文化人躲避战乱去了香港。有一天，我和弟弟同时病了，母亲带了我们去看病，医生开了药方，母亲抱一个牵一个去了药房买药，发现身上的钱不够，那时正下着大雨，站在先施公司大楼前避雨。正在犯难的时候，看到玻璃橱窗中的几套儿童服装，卖得很贵啊！母亲把身上所有的钱掏出来，扯了几块布，买了不同颜色的许多丝线，回家连夜用手工赶制起童装，那是她在娘家时学过的手艺，做得很精致，还在童装胸前和袖子、领口上绣上很漂亮的图案，衣服身价立刻飙升，送到大公司，一上架子就售出。公司不断约货，她日夜加工……就这么一点一点，越做越有名，越做越大，成了服装厂。母亲手很巧，脑子也灵，把做衣服剩下的各种料子收集起来，做成各式各样的立体花朵，镶在女士服装上，非常漂亮。她对我说过，在重庆为邓颖超所做的旗袍，胸前也有一朵花，她为此很骄傲。
是的，生活是逼出来的，一个农村女孩，到省城去读书，跟了一个后来成为她男人和孩子父亲的人闯荡天下，遇到种种奇人奇事，的确有点传奇，但对母亲来说，那都是很普通也不值得一提的事。
父亲去世前，约母亲到医院最后的告别。父亲只说了简单的几个字：“对不起你了，辛苦你了！”仅仅九个字，已叫母亲无限的感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