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兆敦
那天，我正在上课。隔壁的系办公室传来电话的铃声。可能是系秘书出去了，铃声响个不停，真烦人，我叫班长去处理。很快，他神色紧张地回来，俯身对我说：“你二姐叫你快回去。”
2001年12月31日，母亲走了。当我走进家门的时候，从母亲房间传来舒缓柔美的佛教音乐声，母亲平静地睡去了，床头点着几炷香，烟轻轻飘散，仿佛灵魂的游丝，还要对我们说点什么。那些年母亲总念叨：什么长寿是福呀，还是早点走了好，省得让人烦……如今她走了，很平静地走了，时间也很好，新世纪的第一年，最后的一天，要过年假了，劳碌一生的母亲永远安睡了。
和风风火火为革命战斗一生的父亲相比，母亲几乎不为人知，她好像只是父亲的一个影子，悄无声息。父亲叫她做这个、做那个，她就去做，至于为什么，她从来不问，这种只做不问，对她也许是好事，省了很多麻烦。“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追问她有关父亲的“历史问题”，她都是以“不知道”“不清楚”来回答。造反派骂她“装糊涂”，她说：“清楚有什么用？”造反派说：“你还跟他留过学！”她说：“我是留而不学。大革命失败，他流亡日本被反动派关押，我是给他做饭的，一直等着他出来·····”她说的是实情，但没人相信她说的。
三四十年代，父亲参加左翼电影、戏剧活动，常常开会要吃饭，总是母亲掏腰包请客。至于钱怎么来的，父亲从来不问，也是做出“不知道”的样子。记得解放以后的50年代，有一回我看见母亲在家里独自流泪，她说，很多文化名人过去总找她，说大嫂子给买些豆浆油条来，我肚子饿了……她立刻就去办了。现在这些人出了名，有的还当了官，来到家门口，像不认得一样，一溜烟跑到后院去了，我劝母亲别难过，这一类人他不认你，你也不认他好了。母亲说，也有有良心的，就是聂耳，可惜他死了。聂耳在我家写“义勇军进行曲”的事，母亲的回忆在电影频道播出过。聂耳一来，祖母就叫母亲说：“那个‘起来’又来了，你快去买小菜吧！”母亲说，聂耳作曲时总是反复哼唱，一遍一遍地“起来！”连祖母都说：“这个歌好啊，我也是不愿做奴隶的人！”可见影响之深。
母亲很坚强地支撑着整个家庭一直到全国解放，连父亲去美国学电影的费用都是母亲一分一分挣出来的。父亲哪里会知道母亲的辛苦，他只记得周恩来的嘱托，将来新的政权，需要电影，你要把美国的好技术学回来。
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人们都唱着“毛主席是红太阳，离我们很远，但时刻温暖我们的心”。母亲因患癌症，解放后没有工作，当了北新华街街道主任，此处紧挨中南海，母亲每日巡视街道，风雨无阻，她说：“我们都要提高警惕，保卫中南海就是保卫毛主席！我们是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的！”有人说：“毛主席那么远，你保卫得着吗？”她说：“不远，我给他做过衣服！”听到她说的人真以为她疯了，其实她说的是真话。
重庆国共谈判期间，父亲问她：“你敢不敢给几个人做几套衣服？”她心想，给谁做衣服有什么敢不敢的？父亲把她领去了，给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夫人，每个人量了身并选了衣料，由老师傅裁剪制作的，老师傅说：“嫂子，你一定量错了，怎么会有这么高大的人。”他指的是毛主席的那一身，母亲说，没错，这个人很高大啊，只是我听不懂他的话。裁剪之后又是母亲去给几位中共领导试穿的，毛泽东还送给母亲一张他亲自签了名的照片。对她来说，毛主席真的很近，没有太阳那么远。但“文革”中她受的那些苦，她不知道毛主席老人家知道不知道。
她为了养活全家，做了一个服装厂，叫“新兴服装厂”，在重庆很有名。她是一个裁缝，一个制衣匠。她又是一个厨师，很多名人都吃过她烧的菜，腌的泡菜，包的广东粽子，但没有人记得她的名字。在她的晚年，看到叶挺将军的儿子，追忆他父亲生平最后一顿晚餐，是在一个姓司徒的广东人家中度过的，吃了如古佬肉之类的广东菜，母亲很感欣慰，说有人还记得那一顿饭。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个缅怀周恩来总理的大型展览，母亲坚持要家人搀扶着去了。在一个玻璃展橱前，母亲伫立了许久，那里面摆放着一些周恩来生前穿过的衣服。回家以后，母亲呆坐了很久，自言自语着：“很像是那一件……只是颜色有些变了……”她对自己的记忆无法确认，她记不得周总理曾对她说过什么，只是记得一生中为许许多多的人做过衣服，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有名或无名。
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很简单。只有二姐一家、弟弟兆光一家和我一家，10个人。大姐一家去了美国，没有出席。二姐精心选了一些鲜花，那是母亲生前喜欢的。由于要过年，周围几个告别厅都空着，很冷清，但不凄凉。灵堂里播放着那支千篇一律、人人平等的哀乐，我仿佛又回到初来人世的婴儿期，匍匐在母亲的胸前，感受她的温暖，闻到她奶水散发的乳香。
根据母亲生前的愿望，她安葬在离八宝山革命公墓很远很远的北郊凤凰山麓，和她亲爱的女儿兆征合葬在一起。这样她们相伴，都不孤单。
历史肯定记不住这位普通的中国厨娘，一个制衣匠人，很多中国妇女都会她做的这一类活儿。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是绝对不会把她忘记的。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