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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城乡区别 重新定义农民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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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人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民政治文化的英文书。前一阵子将书稿的一部分寄给一家出版社,出版社一个评审员对我提出的问题是,我没将英文中的“peasant”,“farm er”,“villager”之间的区别讲清楚。为此,我开始研究中国“农民”一词的来源。

作者:钟杨

◎钟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本人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民政治文化的英文书。前一阵子将书稿的一部分寄给一家出版社,出版社一个评审员对我提出的问题是,我没将英文中的“peasant”,“farm er”,“villager”之间的区别讲清楚。为此,我开始研究中国“农民”一词的来源。在研究过程中,我读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马瑞恩·科恩(M yron C ohen)1993年写的一篇文章《现代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发明:以中国“农民”为例》,很受启发。

在英文的非马克思主义语境中,peasant一词指的是前现代化社会中务农的人员,带有贬义,因为peasant常与没文化、落后、迷信等联系起来。而在马克思主义字典中,peasant变成了封建社会的一部分,即农奴。

那“农民”一词是怎么进入中国的呢?其实它来自于日本,就像很多中国现代词汇一样,如:民主,经济,政治,———包括“封建”一词———等等现代词汇一样都来自于日本。日本明治维新后,将很多西方的概念和做法引进日本,但在日文中找不到合适的词,结果就用中国汉字(kanji)来表达。日本将peasant一词翻译成“农民”。正像科恩教授所讲,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词典里还没有农民这个词。当时中国将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员称为“农家”,“农户”,“务农者”,“农夫”,“农人”,“庄稼汉”,“庄户”,等等。这些词翻译成英文都可以译为“farm er”。自从“农民”一词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中国之后,就成了形容中国务农者的一个贬义词。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此时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西方那里的peasant都演变为farm er了。而中国的务农者却从farm er变成(或退到)peasant。

“农民”一词在五十年代中国实行城市、乡村二元户籍制后,就被牢牢地钉在中国务农者的头上,成了一个固定的阶级或阶层的定义。除了在“文革”当中,农民一词一直是多带有贬义,甚至是骂人的话,特别是最近二十年。由于农民在中国变成了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名称,所以产生了许多在西方人看来很矛盾的词汇,如“农民企业家”,“农民商人”,“农民工(人)”,“农民大学生”,甚至“农民知识分子”等等。这些名词之所以是矛盾的,是因为农民(peasant)一词在西方指的是非工业、非商业、落后的务农人员。如果一个人经商,或开工厂,或在城市里做工人,不以务农为生,那他就不是农民了。

科恩教授建议海外学者不要再用peasant一词来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因为它很不准确。

那我们是否也可以考虑放弃“农民”这一词汇,因为“农民”是从peasant一词翻译来的。首先,中国务农者本来就不是马克思说的那种农民。其次,中国改革以来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现在中国农村还有多少农家全家人完全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现在有数亿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还有多少农家家中丈夫,或妻子,或子女不在城里打工?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种地?实际上,中国农民在过去三十年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的重要力量。其实,中国农村务农者在人民公社、合作化时期也不能被称为农民,因为他们是在一个集体的环境下,从事农业工作,挣工资(以工分的形式)。严格讲,公社社员是农业工人。再次,中国农民的文化、意识在最近几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当中还有多少人是传统意义上的愚昧、落后、无知的农民?他们展现的那种离家背井,不辞辛苦,任劳任怨的精神,正是英克勒斯和史密斯所定义的“现代人”。笔者在中国农村和城市都做过问卷调查,发现中国农村居民对民主和自由的认同度,他们的政治宽容度,不比城市居民低。还说中国农民愚昧、落后和迷信是一种不符合实际和歧视的说法。现在城市里逢年过节有多少人去寺庙烧香拜佛?所以我主张“农民”一词从中国消失,或将之变成历史名词。我们可以称呼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员为“务农者”,“农户”,“农业工作者”等等。

要彻底铲除“农民”一词,首先要取消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前些日子我在北京住饭店,遇上该饭店打扫房间的一位女清洁员。她是四川农村来的,到北京快20年了。她的先生来自山西农村,他们是在北京相爱结婚,他们的儿子在北京出生,长大,由于没有北京户口,这些年上学一直要交高额的赞助费。明年儿子要考大学,得回原籍考试,为了准备考试,他必须提前一年回他父亲的家乡山西的一个县城上一年学。这位女士很焦虑,在给儿子打电话时了解到,小孩情绪一直不好,成绩在下降。小孩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从小一直生活在北京,与其他北京小孩无任何区别,就是个北京人。现在突然发现自己与周围其他人是不一样的,比别人矮一头,还要远离父母去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地方读书,他连山西地方话都听不懂,而当地老师经常用方言讲课。这位女士担心她儿子高考成绩不会太好,这样会影响他一辈子。本来他们夫妻来北京是向往美好的生活,也希望儿子接受好的教育,有出息,会胜过他们。但他们最终还是没有跳过户籍这一关。最近一些地方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完全取缔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和农民这一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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