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评论员 沈彬
今年5月，广东吴川市个体户凌华坤见义勇为，开车追劫匪而酿成车祸，所得奖励却不抵赔偿金，生活陷入困局。此事在媒体热烈关注后，引起中央领导关注。
就凌华坤的个案来说，有媒体关注、领导重视，相信会得到圆满解决。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织就一张严密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制度之网，使见义勇为者能制度性地、稳定地得到保障，化解因见义勇为引发的治疗、赔偿、抚恤、法律纠纷等全面的风险。
传统民法中，将见义勇为和普通的帮人做好事一样，归为“无因管理”：见义勇为者遭到的损失，以及对第三方造成的伤害，一般只由受益者适当补偿，国家并不积极介入。依1980年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只有当见义勇为者牺牲，并被评为革命烈士后，民政部门才给予补助。
这也与当时计划经济下单位全包的保障制度相适应。到1990年代，随着治安环境的复杂化，以及公民摆脱“单位人”的地位，很多见义勇为者遭遇了“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尴尬。1991年《青岛市表彰见义勇为公民的规定》是中国首部激励见义勇为的地方规章，首次确认了政府奖励、财政兜底保障治疗费用的见义勇为激励制度。
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几乎都有与见义勇为相关的地方立法；但却没有国家层面的统一法律。而各地界定也不尽相同，有些地方认为与犯罪分子作斗争才是见义勇为，有的则更宽泛些。在见义勇为基金的来源上，有的靠财政投入，也有社会捐助。在认定程序、保障实施程序等方面，各地标准也不一致……如此种种，给在全国范围内弘扬正气，鼓励见义勇为带来很多不利。
关键问题在于，各地规定往往侧重于“奖励”见义勇为者，而没有提供一个全面、可靠、及时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彻底化解助人者的风险。在凌华坤案中，就暴露出现行见义勇为制度的种种缺陷。
今年5月，凌华坤驾车追劫匪过程中，车辆与劫匪摩托车碰撞，一名劫匪身亡，凌和妻儿也受了伤，座驾需大修，还撞到路人和他人车辆。因这次见义勇为，他获得政府5万多元奖金，但除妻儿医药费外，还要赔偿给被撞的路人和路边车主，最后要倒贴4万多元。此外，他还面临死亡劫匪家属要求的20多万元赔偿。
凌华坤追劫匪时，自己受到伤害，也造成劫匪死亡以及第三方的伤害。但现行的见义勇为保障、补偿范围，往往只限于见义勇为者个人的治疗、误工、交通、丧葬等费用，并不包括见义勇为过程中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害的补偿。
好在本案属机动车事故，有保险公司兜底。10月29日，吴川市认定此事为“交通事故”，凌“倒贴”的4万元将由保险公司理赔；死者家属要求的赔偿也有了着落。某公益机构也给了凌5万元捐款。
可见，现行见义勇为制度仍有漏洞，不足以为行为人提供全面保障。所以，有必要改变目前以“奖励”为基调的见义勇为制度，统一各地规定，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立法：以国家财政为依托，统一规范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确认程序，对见义勇为引发的损失（包括行为人的损失，以及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失）实施全面“无缝”补偿，彻底化解风险。让公民在伸出援手之前，不再有后顾之忧，让他们感觉到整个社会都在支持自己。
还有必要指出，虽然我们一直倡导通过国家层面立法等途径，化解见义勇为者的法律、经济风险，但并不主张在“见义勇为”名义下鲁莽行事，不遵守交通法规等法律，那可能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毕竟生命权高于财产权，即便警察执法，也要遵守“最小伤害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