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苇专栏 之“世家政治”：大企业人事病的前世今生1
世家政治：职业经理人的“家天下”时代
何谓“世家政治”？中国历史上的世家政治是在隋唐科举制度建立前，世族势力在官场“近亲繁殖”，世家子弟受前辈政治势力和影响庇护，在一个朝代甚至几个朝代保持权力———往这样的世家扔块板砖，就能砸到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三个巡抚外加一堆主事、知府。
这一政治组织模式，滥觞于两汉，固化于魏晋，绵延至唐宋犹未终绝。如西汉的卫青家族、东汉的外戚窦家、三国的诸葛亮家族、唐朝的长孙家族，东晋南北朝涌现的政治世家最多，乌衣巷里的王家和谢家就是代表。东晋的“王与马，共天下”即是世家政治最典型、极致的体现。
这与国企、以及几乎所有年头长一点的企业的人事病如出一辙———靠人脉而非文凭资历吃饭上位，人脉关系网络的大小，决定了个人的上升空间。显而易见，在人脉的比拼上，家世背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即便是在被历史的黄尘湮灭许多年之后，当人们偶然提起“世家政治”时，仍免不了要义正词严嗤之以鼻。尤其是以三十年前的“正统史观”看来，这一政治组织模式，简直是阴险黑暗到了极点———剥夺了劳动人民参政议政的基本权力，这难道还不算极端反动？
即便放开阶级立场不谈，仅从公司组织学的角度看，“世家政治”也是一套纵容职业经理人家族世袭占据公司高层席位，堵死新进员工上升空间，进而导致公司人才更新渠道狭窄，队伍贫血，最终丧失市场竞争力的糟糕制度。
然而，就是这套糟糕的政治组织模式，历史的事实却让今人大跌眼镜———自东汉至晚唐，在公元后的几乎整个第一千年纪里，“世家政治”一直延续不断，对天朝的政治构架体系发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且不乏积极的一面。
存在即是合理。古人虽有眼界的局限，但绝不是笨伯。当帝国的统治者决定与世家大族共享核心权力，并纵容这帮“经理人”在职业岗位上大搞“家天下”时，他既是在妥协，也是在严优。千余年漫长岁月的鸿沟，使我们常常不能理解他们时代的局限，以及被迫妥协的苦衷。
相对于公司领导“独裁”而言，“世家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建立公司的民主风气。相对于靠个人英雄主义运作一个公司的粗放经营方式，世家政治是多头利益的博弈，亦是一种群策群力的决策模式，虽然迂缓，但不会犯最坏的错误。
这一系列，即以历史上的世家政治，论述这种大企业人事病的起源、发展，直至崩溃，透视这一组织行为模式的积极方面、消极方面，以及最终归宿。
我们先来看看，帝国公司的统治者在选择“世家政治”之前，都面临着哪些时代局限。
公元前221年，当“普天之下”的辽阔疆域，第一次被秦始皇以暴力并购整合到一块儿时，以家族企业起家的始皇帝，面对的乃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和一个规模空前的庞大帝国。然而阿房宫的熊熊烈火，很快证明了传统经营手段的失效———小国寡民时代的强权政治已不再符合这个崭新的时代了。
而秦帝国“以吏为师”的人才培养体制，更被认为只堪造就基层骨干，却难以孕育高瞻远瞩的帝国经理人。苛刻的业绩考评，一方面造就了基层部门(郡县)的极端本位主义，使大帝国缺乏凝聚力；另一方面，过重的业绩压力又使得员工不堪重荷，要么通同造假，要么铤而走险，如亡秦的主力，就是泗水亭派出所长刘邦、沛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萧何、看守所长曹参这帮前秦吏。
秦亡的教训说明，“与胥吏共天下”的帝国组织模式是不科学的，而以单一化的业绩指标来考评选拔帝国经理人，就更属荒唐。
于是，汲取了秦亡深刻教训的西汉帝王，不得不展开急迫的探索。他们对先贤的国家理论遗产展开了疯狂的抢救，从残章断简中搜罗借鉴一切有关帝国和谐组织与经营的办法。然而历秦火摧残之后，此前数百年间曾经璀璨一时的政治思想已经所余无多。
根据汉初传统文化抢救小组的统计报告看，当时能讲《易经》的，有淄川田生；能讲《尚书》的，有济南伏生；能讲《诗》，有鲁地申公，齐地辕固生，燕地的韩太傅；能讲《礼》的，有鲁地高堂生；能讲《春秋》的，有齐地胡母生，赵地董仲舒。———能传承那些古老思想的，也就是这么几个大家而已！
那个时代的天朝帝国，正处在对现实和未来的迷茫中，天子们急迫地期望能从那些古老的智慧中找出一种有效的办法，以使这个帝国获得长久的稳定。因此他对这些垄断了治国理论的学者们格外地尊重，请他们到朝廷里来做官，指导国家大计。这些先生们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挤上公家派来的车，兴冲冲地跑到长安城里去了。
这些初混进长安城的家伙极其啰嗦，对一切事物都抱着挑剔的眼光，看见什么都要评头论足———从鸡毛蒜皮到婚丧嫁娶，从经济政策到对外关系，甚至连皇帝的私生活，统统都在他们的议论之下。
虽然这些家伙蛮讨人嫌，但他们“克己复礼”的经营理念似乎确实能与天下安。如汉高祖任用儒生叔孙通制定礼仪，从此朝野肃然，高祖喜极而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汉武帝时，儒生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遂引发公卿恶补经典、文学之风气，“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从书呆子倡导的理论中尝到甜头的皇帝大乐，遂以他们为模板选拔帝国经理人。于是这些掌握了帝国公司组织经营理论的腐儒们，就不再只是受到国家保护的大熊猫，同时也成了所有企图入仕的后生小辈们获取富贵的渊薮———学生们不远千里聚集到这些大家门下，修齐治平之外，当然也少不了图谋一个小小前程的庸俗企图。
无论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多么尊重和渴求着古老的政治智慧，但从技术水平上讲，那却实实在在是知识传播的地狱时代———距离印刷术的发明尚有十个世纪左右，就连廉价的纸张(在当时也属奢侈品，“廉价”只是相对丝、帛而言)，也还得再等上一两百年蔡伦改良造纸术后才能普及。
所以那些满脑子求知欲的可怜家伙们，就只能在昏黄的烛光下，从被皮条串起来的成堆竹简中，以“韦编三绝”的坚韧毅力，孜孜不倦地汲取先贤们伟大的思想———对大多数人来说，读书不但是个脑力活，更是个体力活。只有极其尊贵富裕的人家，才能收藏得起相对轻便的帛书，“牛角挂书”这样的苦读精神，以当时的技术条件看简直是天方夜谭。
就这样，技术的局限阻碍了知识的传承和拓展，伟大的经学往往只能以家学形式传承，各家的理解也各有不同，称为不同的“家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老师的后辈子侄和亲近弟子，才能得到更深入的指导，从而对那些佶屈聱牙的理论有更多掌握。于是，这些靠近水楼台的便利，垄断了圣人思想的家族或是门派，便成为了学阀。
这些学阀无论是在地方上还是在中央里，都能够凭着他们在学术上的崇高声望，受到广泛的尊重。朝廷爱屋及乌，连带着他们的子侄学生也都很容易登进仕途。所以学阀们遂得意地说：“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黄金犹有用尽时，垄断知识却有无尽的长远利益。
就这样，西汉的皇帝们消灭了城堡里的封建世袭贵族，却又造就了一帮思想政治领域的世袭贵族。从此老祖宗们不再被血统特权所奴役，而被知识特权所奴役。下一篇我们关注东汉的学阀世家如何在舅爷与公公的火并中上位，以及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如何将原属“潜规则”的“世家政治”正式确立为帝国公司的法定人事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