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专栏(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如果变革是必须的，那么在此之前，谁是“与治天下者”是任何公司组织“一把手”或变革推动者不容回避的问题。
文彦博的“大实话”
宋代名臣文彦博有一天和宋神宗讨论王安石变法问题。在文彦博看来，王安石推行的青苗、雇役等新政纯属添乱，一丁点儿可取之处都没有，天底下的士大夫没几个会赞成的。宋神宗听得有些不乐意：你们士大夫不乐意，是因为这些新法对你们没啥好处，可在朕看来，这些对老百姓也不见得有害，为什么不能变法？
文彦博毫不客气，回了句很著名、当然也很气人的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意思是跟皇帝一起合计国家大事的是士大夫，不是老百姓，变法不变法的，当然得听士大夫的，老百姓哪里有什么发言权。
要说这变法问题，可是北宋政治风险系数最大的讨论话题，不论变法派还是反变法派，在这话题上栽跟头的是一茬接一茬，其中不乏两派中的标志性、偶像型人物，往往一句话不对路，就让突然变脸的皇帝弄得灰头土脸，轻则训斥，重则贬官、发配，要不是宋代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还不定有多少人头为此落地呢。可文彦博这番硬邦邦、赤裸裸的出格言辞，血气方刚、素来脾气不算太好的宋神宗却只不过“不悦”———不那么痛快，也就这么着了。后来文彦博从枢密使转任地方官，与其说是皇帝轰他，还不如说他自己想躲清静、躲不痛快。没干几年他提出退休，皇帝还把最高级别的离休干部荣誉职称———太师赏给了他。
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神宗皇帝变了性子，而是因为文彦博那番话虽让后人听来要多别扭有多别扭，既不民主，也没人本思想，可话糙理不糙，说的是大实话———宋朝就是“与士大夫治天下”，半点也不掺假。
“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宋朝
由于此前的晚唐和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军阀混战，骄兵悍将权势极大，动辄发动兵变，武将、地方官的地位举足轻重，文官、朝臣们则一个个成了有名无实的秘书型人才。同样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宋太祖赵匡胤惟恐别人照猫画虎，把自个儿家的江山社稷再给夺了去，就想着法子削减武将、藩镇的权力，让五花八门的文官、朝官担纲掌权。
整个宋朝，不但文官是文官，地位最重、权力最大的武官也还是要由文官来当，比如中央最高武职、相当于今天总参谋长的枢密使，就例由高级文官担任。北宋名将狄青立下大功，被皇帝破例任命为枢密使，结果遭到一大批名臣反对，其中不但有欧阳修这样的大人物，甚至还有当初大力举荐狄青、和狄青关系亲密的庞籍，他们提出的最关键、也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不合规矩”。
同样，在宋朝，地方官的地位也全被文官夺了去。可以说，宋朝大部分时间里，根本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方官”：州和县的真正长官，是名义上由中央外派的知州事、知县事，他们直接对朝廷、对皇帝负责，这些管实事的不但是京官，且都是文官。(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不但现职文官备受重视，候补文官，以及文官的候补，也一样是士大夫的近亲繁殖。宋朝做官“正途”，一是荫补，二是科举。前者是现任官员的亲戚朋友沾光封官，既然现职官是文官占绝对优势，这么荫补下来的“接班人”，自然也是文强武弱；后者则是靠一级级考试混上一官半职，能考上的当然也是读书人，是或即将是士大夫的一员了。
可以说，宋帝国这间公司除了老板(皇帝)，CEO (宰相)、各部门负责人(朝臣)、各分公司经理(实际上是朝官的地方官)等等各级管理人员，甚至所有可能接替他们的人选，都是现在的或未来的士大夫。到了后来，甚至绝大多数董事(皇族)，也都以士大夫自居(如宋徽宗当端王时)。
在这样一个公司推行某项新政策，或进行某项重大变革，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公司管理阶层的构成、特点和利益所在，并采取必要的技巧、措施，以足够的耐心和妥协精神去和这样一个管理层周旋。倘忽视了“与谁治天下”的问题，只凭老板的权威强推新政，或看到基层员工、社会舆论一片叫好声，就以为得道多助、改革不费吹灰之力，最终是很可能要翻船的。
历史上很多朝代看似愚昧、保守、野蛮，甚至不可理喻的政策倾斜，实际上都和这个“与谁治天下”的定律有关。政策所照顾、迁就的，总是那些“治天下”的骨干和主力。如三国时的曹魏，不得不从曹操时代的“唯才是举”退至曹丕之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九品中正制，就在于曹氏的称帝，必须仰赖门阀大族的推举；北魏几代皇帝励精图治，政治头脑敏锐，却都执着地维护落后的血统制、等级制，正因为鲜卑贵族和北方世家，是构成“北魏股份公司”核心治理结构的第二、第三大股东；元代用极端残酷的高压手段袒护蒙古人特权，清代至覆亡都不肯解散早已丧失战斗力、被外国人蔑称为“纸糊军队”的八旗军，道理也是如出一辙———与谁治天下，就不得不迁就谁。
减小阻力对症下药
任何事物都有新陈代谢，再坚实的支柱也会腐朽，如果不修葺更换，整座大厦就会顷刻间崩溃。因此，变革是任何有作为领导者永恒的思考主题，而变革所针对的，又几乎总是“与治天下者”，因为不触动他们的利益，变革就只能换汤不换药，甚至是打着变革旗号的变相倒退。但也正因如此，这个举足轻重的阶层，常常成为变革的反对者、阻挠者。
正因为触动“与治天下者”的变革阻力重重，因此必须讲究方式方法，尽可能减少阻力。(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与人同利。商代的盘庚苦于旧都城经常被淹，想要迁都到殷，遭到商朝的“与治天下者”———同族臣民的抵制，他苦口婆心地说服，解释，连续做了三次公开动员，终于令这些“与治天下者”相信，盘庚的改革对自己有利无害，暂时的痛苦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最终双方顺利达成妥协，迁都完成，商代也延续了好几百年。
找到“与治天下者”是什么人，是对症下药的关键。战国时赵武灵王要搞胡服骑射的军事体制改革，国内阻力很大，他很快察觉最大阻力来自贵族上层，尤其王族，就主攻最顽固、地位也最高的叔叔公子成，当公子成转而支持自己，并带头穿起胡服后，反对势力就不攻自破了。
必须记住的是，既然是和领导者共治天下，他们首先在许多方面和领导、和这个“共治”的“天下”，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其次，如果采用简单、粗暴手段“强拆”，很可能撼动整座大厦的基石，最终导致玉石俱焚。前者提醒我们，不管这些人、这些阶层有多顽固，都存在被说服、转化的可能；后者则提醒我们，不要轻易采用“非常手段”解决问题，那样或许会事与愿违。南朝时的刘宋，多次旨在削弱尚书省、州郡势力的改革，都以皇帝和皇室成员的流血冲突而收结，许多皇族成员因此死于非命，宋文帝刘义隆本人和他19个儿子中的18个都因此丧生，栋梁摧折、人才凋零的结果，是皇族和王朝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命力，被外人轻轻一推就轰然倒地，煞费苦心得到的一些改革成功，却白白为后人作了嫁衣裳。
真到了无法调和、非动用极端手段不可的时候，就要干净利索一举得手，并尽可能将波及面减到最小。康熙除鳌拜，行动果断，一击即中，善后也严格控制，未株连更多人，甚至鳌拜本人事过境迁也恢复了荣誉，这当然是为了维护清廷和八旗的体面；反观太平天国，洪秀全杀杨秀清一役，株连累累，朝廷大员、重要将领和骨干官兵在自相残杀中损失数万人，不仅造成“人心冷淡”，而且原有的政权体系和上升势头也被扯得七零八落，直到8年后覆灭，也未能缓过神来。
【作者介绍】 陶短房，本名陶勇，旅加学者、作家。著有《皇帝公关学》《这个天国不太平》等书。 (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