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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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2
皇上走后
章敬平
法学博士
zjphhh03@gmail.com
1938：唐绍仪之死
汉奸该不该杀？疑似汉奸该不该杀？
1938年国民政府的选择是：杀！
这一年9月30日晌午时分，4个怀抱古董花瓶的男人，合乘一辆轿车，驶入唐绍仪在上海的寓所。
唐绍仪是中华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着墨不多。唐绍仪是辛亥革命南北和谈的代表，北洋政府首任国务总理，下野之后，他离开纷纷攘攘的京城，移居沪上。起初，唐绍仪住在今天延安西路的一个公馆，淞沪会战后，为了躲避日本战火的叨扰，他搬到法租界，藏身于今日武康路40弄的一栋花园洋楼。平日里，唐绍仪或者去今天福州路的杏花楼吃早茶，或者去古董店“淘宝”把玩艺术品，言行起居给外界的印象只有八个字：颐养天年，不问政事。
当4个怀抱古董花瓶的访客进入深深的宅院，仆人赶紧禀报唐绍仪。双方不是第一次见面，其中一个访客还是唐绍仪的远房亲戚，毫无戒心的唐绍仪一番寒暄之后，命仆人给客人点烟，没想到火柴早已被访客藏进口袋，仆人起身去拿火柴，也是这西班牙风格的宅院太大了，等仆人返回客厅，唐绍仪已经栽倒在地，身上，地毯上，血迹斑斑。
惊呼之下，庭院中荷枪实弹的保镖们缓过神来，知道访客声犹在耳的“老太爷不必相送”的话，完全是瞒哄他们的鬼话，持枪紧追刚刚驶出宅门的汽车，看到的只是一个车牌号码。
风驰电掣的救火车，将奄奄一息的唐绍仪送到附近的医院，怎奈那把劈向他后脑勺的斧头没有给医生任何回旋的余地，半天过后，唐绍仪撒手人寰。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短信，唐绍仪遇刺殒命的消息直到第二天才登上沪上报纸，广为人知。
谁杀的？为什么要杀他？
新闻媒体极尽想象之能事，有的说仇家寻仇，有的说黑道谋财，有的说日本阴谋。承担侦查之责的法租界的巡捕们，面对报界的猜测，只字未提，因为他们真的无可奉告。根据保镖们提供的车牌号码，巡捕们查到了一家出租车公司，至于租车人，姓甚名谁，一问三不知。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个领着古董商前来兜售花瓶的远房亲戚，巡捕房当即发出通缉令，悬赏缉拿。而那个远房亲戚早就随那三个古董商躲到了重庆，去蒋介石的军统机关领奖去了。
蒋介石和他领导下的重庆国民政府对唐绍仪的死因心知肚明，但他们隆重上演了一出猫哭耗子的大戏。国民政府对唐绍仪之死表示“沉痛哀悼”，予唐绍仪高度评价，不但给钱治丧，还让国史馆记载宣传他伟大的一生。
要说蒋介石一伙是阴谋家，耍弄两面派手法，在这件事上的确如此，但是，蒋介石等人也是有苦难言。
军统特务知道，唐绍仪海上公寓的生活，只是表面现象。私底下，他们家高朋满座，日本政府和伪政府的高官们频频到访，劝诱唐绍仪利用政治上的影响力，拉拢组织统一傀儡政府。蒋介石担心这位国民党元老晚节不保，投降日本人，削弱人民抗日意志，也威逼利诱，拉拢唐绍仪出任国民政府要职。见唐绍仪闪烁其词，军统特务机关劝他远离上海这个是非之地，远去香港。面对规劝，唐绍仪则请大家放心，宁做亡国奴，决不做汉奸，同时表示，他会择机赴港。
遗憾的是，唐绍仪迟迟没有动身，家里的武装防卫却日趋严密。死死盯住唐绍仪的军统特务们在一个日本高官造访武康路40弄之后，立即向上级报告：据说，唐绍仪已经同意，一旦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军事上受到重大挫伤，马上与日本议和。
1938年秋天，国民政府军队在武汉会战中节节败退，危如累卵，担心唐绍仪出山宣布伪政权成立，陷国民政府于被动，认为国家已处于紧急状态的蒋介石下达了刺杀唐绍仪的命令。军统特务得知唐绍仪喜欢古董，就利用他的一个远房亲戚，靠一个古董花瓶一步步接近了戒备森严的唐绍仪。
据说，国民党高层也有少数人反对蒋介石刺杀唐绍仪，无论如何，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唐绍仪一定要做汉奸，更没有证据表明唐绍仪已经做了汉奸，为了防范于未然，就对这样一个曾经位高权重的国民党元老下毒手，怎么着，都有一丝不妥。
不知道蒋介石是怎么解释这件事的。我想，蒋介石要剥夺唐绍仪人权中最为重要的生存权，潜意识中可能认为紧急状态下的人权需要克减。克减者，克扣、减少是也。当然，蒋介石的世界里可能压根就没有“紧急状态”、“人权克减”之类的法律概念，也不知道自己下令暗杀唐绍仪在法律上可以被理解为“紧急行政措施”。然而，紧急行政措施不能想怎么实施就怎么实施，1936年的宪法草案曾规定，国家遇有紧急事变，总统可以在行政会议形成决议之后发布紧急命令，但要在三个月之后提交立法院追认。
平心而论，在人权概念还没有流行的1938年，在对日作战连连失利的危机时代，蒋介石暗杀唐绍仪而后厚葬的两面派做法，的确情有可原。然而，若以今日法学家们关于紧急状态下人权克减的原则、程序来看，唐绍仪之死可能就不是铁血除奸的英雄故事，而可能是政府这个暴力工具在紧急状态下，无视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标准，草菅人命的暴行。
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历史考据的功夫，时隔大半个世纪，重提此案，不是为了给唐绍仪平反，而是希望借由唐绍仪之死，在人权保护蔚然成风的当下，提出紧急状态下如何保护人权的时代命题。
1939：郁华之死
郁华，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他的弟弟郁达夫，却因为《北方的秋》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为无数中国人所熟知。虽然没有弟弟那么有名气，但他的死，却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了浅浅淡淡的一笔，为我们感慨法官独立埋下了伏笔。
郁华，浙江富春江畔一个寡妇人家的孩子，天资聪颖。20岁那年，这个曾在科举考试中夺人眼球的青年，考取了浙江首批官费留学生，开始了法律圣徒的职业生涯。
193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汪精卫伪政权的特务机构，前往上海租界，袭击一家时常发表抗日反汪言论的美国报馆，面对死死关闭的报馆铁门，特务们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毕竟是租界，法律上是人家英国、法国的地盘，当时日本还没有与他们宣战，作为日本人的傀儡政权，汪精卫伪政权的特务们也不敢太嚣张。可是，这口气不出，特务们觉得很窝囊，于是，他们临时改变了行动计划，转而拿附近的《大晚报》出气，这也是一家时常跟汪精卫伪政权叫板的报纸。特务们砸毁了排字车间，打死打伤两名排字工人。
枪声引来租界的巡捕，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巡捕有权拘捕租界内寻衅滋事的家伙。特务们当然不肯束手就擒，双方立即开起火来。噼噼啪啪一阵乱射，匆忙撤退的特务们留下了几个受伤的团伙。
案件很快进入司法程序，上海第一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几个被捕的特务死刑。汪精卫伪政权的特务机构指示几名特务，向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提出上诉。
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是“大革命”的产物，它不在今天的江苏省，而在当时的上海租界。北洋军阀时期，英国和法国租界内都设有会审公廨，大凡发生于租界的民事、刑事案件，均由英法领事会同华籍法官共同审理，所谓“会审”，也就是这个意思。大革命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决意收回租界法权，反对英法领事参与案件审理，改由中国司法当局派遣司法人员，在租界内设立第一、第二特区地方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后又设立江苏高等地方法院第二、第三分院，作为二审法院，按照中国法律进行审批。
当时，郁华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事审判庭庭长。那时候的中国法律强调法官独立，法官是超越党派之外的终身职务，他可以秉承自己对法律的信仰，独立作出合乎法律的判决。希望在上诉中挽回局面的汪精卫伪政权特务机构，写信威胁郁华，要求他撤销原判，宣告特务无罪。
1939年11月22日，郁华在特务们虎视眈眈严阵以待的氛围中，开始审理几名特务涉足其中的刑事案件，并以“维持原判”为该案画上了句号。第二天一早，始终不接受装甲车护送的郁华，在坐上人力车前往法院的途中，死于一伙特务的乱枪之下。惊诧莫名的郁达夫，含泪写就挽联一副：“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闻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
郁华之死，引起海内外舆论哗然。人们一边谴责汪精卫伪政权，一边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讴歌郁华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威武不能屈”。时至今日，撰写郁华血案的人们，依然以卖国和爱国为理据，以文学的手法讲述这个故事。
当他的目光与被告席上的特务四目相视，郁华是否会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把他们当作一群卖国贼，从而将法律当作惩处汉奸的武器，将刑事审判庭当作惩罚汉奸的战场？时年55岁的郁华究竟是怎样想的，我无从知道。但我更愿意从法官中立的角度去理解郁华：
他是爱国的，但是，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不是爱国，而是爱法。执掌刑事审判庭的他笃信法官非政治化，虽然他与日本侵华势力和汪精卫伪政权势不两立，促使他判决那几个特务死刑的，不是“自己人审判敌人”的思维模式，不是政治正确，而是可以管束国王的法律。
这，才是我们渴望的正义。正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不惧强权独立于政治集团之外的法官，没有用鲜血捍卫“法官中立”原则的法官，法律就会沦为一张轻飘飘的废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