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专栏之(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公司组织
的集权与分权5
分权与集权孰是孰非，自古至今都有争论，但不论古今中外，总有那么一些关键的“话事权”，是必须拢在组织中枢、轻易下放不得的。
爵、禄、废、置、生、杀、予、夺，就是一个组织的用人权、提拔权、赏赐权、赦免权，以及与之对应的废黜权、降职权、没收权、处死权。公司组织若在这些根本性、纲领性的权力上过多、过滥地分权，很容易造成十羊九牧、事权不一的混乱局面，令中枢丧失权威性和号召力，也令各分支和普通成员一仆多主，无所适从。
如果真有人为李存孝求情
唐末大军阀李克用的干儿子、“十三太保”李存孝，在小说《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里是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雄好汉，从头回上阵直到归天，愣没输过一阵。有个叫王彦章的强盗能挡住他三招，在他死后就堪称第一名将，要惊动唐宋间五个朝代的全部五位开国皇帝联手才能勉强压制。(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不过小说里却故意没提最关键的一点：李存孝是因为对干爹用人偏心眼不满，发动叛乱失败，才落到五马分尸的下场的。照史书上说，他最后也知道做错了，打算痛改前非，就跟着干妈出城投降，干爹李克用又恼火又舍不得，就先嚷嚷着“推出去斩”，心想那么多干哥干弟弟，只要有一个求情的，自己正好顺坡下驴，这样既饶了李存孝，又顾及军法、脸面。没想到这老兄人缘太差，大伙儿愣没一个求情的，结果李克用只好咬咬牙把李存孝杀了，然后大吃后悔药，把那帮见死不救的干儿子挨个儿收拾了一轮，弄得元气大伤，差点让敌人给收拾了。
但倘若真有人求情呢？
比李存孝稍早些，有个名将李愬，在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时，活捉了吴元济部下骁将丁士良，不但没杀，还给予优待。丁士良十分感动，他说自己原本是安州的军官，被吴氏捉住后予以优待，就为吴家效死力；如今被李愬捉住本该处死，却又受到优待，因此决心知恩图报“尽死以报其德”。
由此可见，诸如救人一命这样的大恩大德可非同小可，一般人受这么大一人情，总会铭记不忘，竭力报效。东晋末年有个叫朱龄石的本来犯罪该死，被大臣桓冲救了，后来桓冲的侄孙桓玄叛乱，朱龄石跟随主将刘裕起兵讨伐，临战时竟以“世受桓氏旧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为由，要求殿后。
既然是大人情，承情的人会记住的，往往是求情者，而不是真正掌握大权的那个人。比如郭子仪，他早年犯法被杀，要杀他的、后来饶他的，都是主帅哥舒翰，但他记住的却是路过此地、随口为他讲情的诗人李白。
回到前面的李存孝公案，可以推论得出，倘若果真有人站出来求情，李克用顺水推舟赦免了李存孝，死里逃生的“十三太保”多半会把求情者当作救命恩人，而不会领李克用的情。倘日后那位求情者心怀不轨，或干脆就是个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打算借此良机拉拢李存孝这个天才战将和自己共图大事，李克用的处境，弄不好比他杀了李存孝更糟。(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李克用如果真的爱惜李存孝，想让他戴罪立功，就应该自己下令赦免，让李存孝承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恩。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曾经从狱中放出被俘的侯景叛军大将谢答仁带兵，告诉他，“你参加叛乱罪该万死，我刻意留你一条命，就是为了今天派你用场”，明着让对方领自己的情。最终这位有“案底”的“问题将军”在败局已定的江陵围城里战斗到最后一刻，表现比许多萧绎旧部强得多。
爵、禄、废、置、生、杀、予、夺(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正因为这项至高无上的权力非同小可，因此历代帝王虽然说让出征主帅“专杀”，往往不过假客气，当真是要坏事的。明末大名鼎鼎的袁崇焕，就是把棒槌当了真，“专杀”了毛文龙，落了崇祯的猜忌。相反，倘是聪明的将帅，就会把这个烫手的刀把子不动声色地塞回去。西汉大将卫青本来有权处死战败逃回的部将苏建，他却拒绝部下
“杀将立威”的建议，把苏建送回长安，交汉武帝处置，这样不管汉武帝杀或不杀，他都不会失去皇帝的信任。
不光生死这一项，《周礼》中提到帝王的八种赏罚手段，即爵、禄、废、置、生、杀、予、夺，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用人权、提拔权、赏赐权、赦免权，以及与之对应的废黜权、降职权、没收权、处死权，别的权都可以放，这八样是必须由决策者牢牢掌握、断然下放不得的大权。
史书上记载，唐朝名臣魏征的后代魏稠欠了一屁股债，打算把唐太宗赐给魏征的祖宅卖了。地方军阀李师道打算用私财买下宅子送给魏稠，结果被白居易阻止，说服唐宪宗拿公款买下，当作“安居房”分配给魏家子孙居住。当时唐朝已开始衰落，唐宪宗又忙于跟军阀们混战，国库空虚得很，白居易之所以能说动皇帝忍痛“出血”，奥妙就在于“生杀予夺、下放不得”这八个字上———你一地方军阀要抢皇上的人情，想干什么？
部下如果政治头脑好使，常常会自己“出血”，却让上级出头承担人情，比如三国时候的赵云打算把诸葛亮赏赐给自己的财物分给手下将士，就没有自己出面，而是还给诸葛亮，让他当作“年终奖”分配。
相反，自作聪明，抢上级的生杀予夺之权，不管有心也好，无意也罢，下场往往都好不到哪儿去。明初的大富翁沈万三自告奋勇要替朱洪武发军饷，结果被猜忌成为图财，差点被害命；雍正时的大将军年羹尧权势最盛时，有意无意放风，说八旗兵丁贫困，是他年大将军请求皇帝抚恤，结果雍正劈头来个上谕，说“朕乞幼冲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又岂年羹尧强为陈奏而有是举乎”———我又不是小孩子，抚恤兵丁这么大事儿，我自己做不来主么？这是他年羹尧该搀和的事儿么？他下这上谕的日期是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十五日，此时年羹尧还当着他的大将军，他要到一年多以后才身败名裂，背负九十二款大罪心不甘、情不愿地自裁。其实，倘参透了这“生杀予夺，下放不得”的道理，单凭这一条，明白人也早该知道故事结局了。
当下的企业组织，哪怕是最保守的家族式企业，也开始探索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职业经理人机制，放权、分权，成为一种公认的潮流和趋势。但不论时代如何演变，有些道理却是颠扑不破的，诸如人事任免、财务体制的确立与更迭、管理体制的奠定与修改，这些根本性、纲领性的权力，却依然要汇总到中枢机构，在这些大政方针上过多、过滥的分权，很容易造成十羊九牧、事权不一的混乱局面，令中枢丧失权威性和号召力，也令各分支和普通成员一仆多主，无所适从。
话事权争夺与权力中枢转移
正因为生杀予夺这类纲纪大权非同小可，由谁支配这些关键问题的话语权，往往意味着权力中枢的所在，话语权的转移，也就预示着权力中枢的更迭。因此古往今来，决策人往往要通过突出、强调自己拥有这些权力，来强化自己的权威和号召力。还拿年羹尧来说，在他将倒霉、未倒霉之际，有个叫岳周的工部郎中想当陕西布政使，拿出两万两白银行贿他。年羹尧再糊涂也知道皇帝已经猜忌，就带着赃银跑去举报，还亲自上奏，请求把这行贿干部明正典刑，刑部查明案情后果然判了死罪，却被雍正大笔一勾改了死缓———你年羹尧要不言语，这家伙就死定了，你说他该死我偏不让他死，我就是要让大伙儿全知道，人该不该死谁说了才算。
野心家争权，争的也就是这生杀予夺的“谁说了算”权。如果一个实体在这些要紧方面出现两个拍板的，麻烦可就大了。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名义上的一把手是天王、“万岁”洪秀全，可实际总理朝政的“九千岁”、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却有“代天父下凡传言”的特权。天父就是上帝，洪秀全假托是上帝的二儿子、耶稣的亲弟弟，杨秀清的亲哥哥。也就是说，当杨秀清是杨秀清时，他是臣子、弟弟，洪秀全是君主、哥哥；但当杨秀清扮演“天父上主皇上帝”耶和华的时候，他就是君主、父亲，天王洪秀全反倒成了臣子、儿子，好端端一个“天国”，就这么有了俩管事儿的。
据记载，到了后来，两人在审决大案要案时故意对着干：洪秀全说“该杀”，杨秀清就会演一出“天父下凡”，把人给放了；洪秀全要说“该放”，杨秀清也会照样扮一出好戏，把人给杀了。杨秀清这么做的目的再明白不过———告诉文武百官军民人等，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一旦出现这种对话事权的争夺，离兄弟阋墙、庙堂蹀血，可就只有半步之遥了。杨秀清跟洪秀全矛盾激化、最终酿成致自己于死地的天京事变，是在1856年夏天，可在此之前一两年，不论是天京城里心怀不满的清方文人，或敌军大营里负责情报汇总的中下级官吏，都已预言内讧必然发生。
甚至在遥远的英国伦敦，一位不知姓名的华人读者在读了特使们带回的太平天国书籍、文件后，也在《太平礼制》书眉上写下留存至今的“东王显与太平（指天王）敌体，古时大都耦国犹能为乱，况大事未集之时乎”的评语，并预言太平天国“决然不能成事”。
作者介绍：陶短房，本名陶勇，旅加学者、作家。著有《皇帝公关学》、《这个天国不太平》等书。 (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