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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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05
范玮丽
我的“老友记”，是记名副其实的两位“老友”，俩人的年龄相加，足以抵得上美剧《老友记》六人年龄的总和。希望我的两位伦敦老友，能对日趋老龄化的中国社会中的老年人有所启发。
2008年秋末冬初，我专程去伦敦拜访两位老人，兼去大英图书馆查阅资料。他们是当年91岁的布兰辰黎博士，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1915-2009) 1930年代在牛津的同学；和时年92岁的希尔达·布朗女士，希尔达是杨宪益的英籍夫人、著名翻译家戴乃迭(1919-1999) 的姐姐。
“退”而不“休”的布兰辰黎博士
伦敦行前两周我从北京的家中同布博士通了电话，约定了访问时间。
抵达伦敦后的次日，我如约前往位于伦敦西南的艾尼思茂花园，布兰辰黎博士的寓所。乘电梯上了三楼。老人已在电梯门口等候，身着笔挺灰绿色西装，浅粉、深蓝色细条纹领带。我不禁感叹老一代英国人的礼貌端庄。
布兰辰黎博士同杨宪益先生当年同上一位指导老师的课，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文。原以为冠有博士头衔的布兰辰黎是一位退休的老教授，落座之后便发现书柜里摆放的一张10寸照片中身穿黑色博士袍、手握文凭的布兰辰黎已远不年轻。我们的谈话便从他的学业开始。他1936年入牛津墨顿学院；1939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尚未完成学业的布兰辰黎投笔从戎，入伍参战；1945年大战结束后重返牛津，完成了最后一年的学业，获得荣誉学士学位。
谈起在牛津与杨宪益同学的日子，布博士津津乐道地回忆了当年响应杨宪益号召，加入中国学会，抵制日货，协助组织大小派对吸引发展新会员等一系列活动。“我特别喜爱橘子，”老人回忆道，“但当时的橘子都来自日本，为了我同杨的友谊，我忍痛割爱。吃不上橘子，还真让我难受了一阵。”更有趣的是，他和几个朋友跟随杨宪益去“买领带”，面对店主呈上的五颜六色的领带，他们会郑重宣布，“我们不要丝绸领带，因为都是日货，我们要毛料领带”；并敦促店主抵制日货。
“杨是个颇有魅力，深受大家欢迎的人，也极具组织能力，”布兰辰黎博士说。在杨宪益的领导下，中国学会迅速壮大，很快就超过了资金雄厚的日本学会。
我们愉快地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我还是把话题引到那张手握文凭，身着博士服的照片。“我是80岁才去读的博士，”布兰辰黎说。看我一脸惊讶，老人解释道，“我从牛津毕业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我会阿拉伯语、法语，被多次派往中东国家和欧洲其他国家”。老人手指另一张身着宝石蓝制服、肩佩金色流苏肩章、手捧白色信封的照片，不无骄傲地说，“那是我出任驻挪威大使的照片，手中的文件是女王的委任书，当时我正准备把它递交给挪威国王”。我这才注意到，摆满照片的柜子上，还有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浦亲王各自签名的黑白肖像，落款日期为1960年某月。“那您的博士学位……”我仍按捺不住对八十老翁读博士的好奇。“我是学classics （指古希腊，古罗马语言、文学、历史）的，所以一直对历史感兴趣”。他是在老伴去世后，又重返牛津，历经三年，读了一个现代史博士。91岁的布兰辰黎竟是七八年前才获得的博士学位，读了一个自己一直钟爱的专业！这种孜孜不倦、学无止境的求学精神着实令我钦佩。
道别前，老人又通过客厅里陈列的照片，向我介绍了他的三个女儿和她们各自的家庭。最后一张照片是女儿、孙儿们为老人庆贺九十大寿的全体合影。一组组照片的后面是一卷卷欧洲古典文学及历史类书籍。离开后，这位独居的耄耋老人和他不大的客厅所展现的温馨家庭、丰富的外交生涯和浓郁的文化底蕴令我回味良久。
今日中国GDP迅速攀升，幸福指数却日趋下降；近日听到一华裔学者在北京某一论坛讲话，认为中国人不幸福的一大原因是死亡焦虑；而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一大差异是缺乏信仰，从而导致死亡焦虑。听众中有人频频点头，而我却不敢苟同。据查，在生活水准、社会福利、教育程度及幸福指数常常高居榜首的北欧国家，“有机无神论”（即自由意志的无神论，区别于政权强加或国家推行的无神论）也居高水平。约我礼拜日上午来访的布博士，在交谈中及后来的电子邮件往来中，没有给人丝毫的“死亡焦虑”印象；家中的陈设及老人的谈吐也未显露出宗教信仰，倒是让我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一种浓厚的文化蕴藏。没有同老人讨论过信仰问题；但我想老人是否相信上帝或信仰何种宗教并不重要。英国作家朱力安·邦斯（Julian Barnes）在耳顺之年写了一本直面死亡、反思人生的回忆录，《什么都不怕了》（NothingtoBeFrightenedOf，曾被《纽约时报》评为2008年度十部最佳图书之一）。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的邦斯一开头就声明：“我不相信上帝，但我很想念他。”邦斯神交古人、博览群书，回忆录幽默诙谐、旁征博引，对死亡与人生的哲学思考超越任何宗教信仰。他以自己身边的文人朋友为例，论证有神论者、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对死亡的认知可以有超越宗教的同或不同；指出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差异也许不在相信上帝或不信上帝，而在恐惧死亡还是不怕死亡。显然，导致邦斯达到“什么都不怕了”的境界，并非“信仰”，而是文化、知识、经历与独立之思想。
本文无意讨论信仰与死亡问题，本人却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想起认识的、或“神交”的知识老人。百岁老人杨绛在被问及如何能历经磨难，痛失爱女和丈夫，却始终无怨无悔，积极向上时说，我的“向上之气”（这种“向上之气”是否正是当下流行的“积极心理学”所研究推崇的积极心态？）在于我对“文化的信仰，人性的信赖”。这一信仰，显然是普世的，是超国界、超文化、超宗教的。我此次伦敦行要拜访的另一位老人希尔达，也以她同样既充实又独立的晚年彰显了这一文化信仰的价值。
独立与坚韧的希尔达
已92岁高龄的希尔达老人，早年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近年来因老年性黄斑变性基本失明，但仍然独立生活，居住在位于伦敦郊外的一栋自家老房子。早在三个月前，为了更直接地了解仰慕已久、未曾谋面的戴乃迭，我就专程拜访过希尔达。
时值盛夏，一走进希尔达溢满阳光的客厅，郁郁葱葱的后花园就扑面而来：百平米大的花园，由枝叶繁茂的大树和叠错的灌木环绕，形成一个自然屏障，让你看不到邻家的房屋；园中一条青石板小径，两旁是争奇斗艳的各色月季，小径的尽头有微微泛红的“秋之喜悦”和淡紫色的薰衣草，花园的一侧还有两棵不大的果树，枝头挂满了青里透红的苹果。我一边赞叹希尔达的花园，一边想起戴乃迭酷爱种植花木的习惯——不管居住何方，她总能想方设法开辟出一小片花园。不难看出，这是她努力保持的英国传统。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从各家窗台上垂吊的喇叭花、常春藤，或怒放的天竺葵等各色各样的花卉绿植。听到我对花园的赞叹，希尔达说由于眼疾，近两年已不再自己打理花园，而是由小时工每周打理一次，花园业已失去往日风采。
这时，老人已经把盛满香蕉、苹果、葡萄的果盘，和一个自制的大蛋糕摆到了茶几上，又沏了红茶。知道老人眼睛不好，想帮忙倒茶，被老人谢绝了。“能做的事情我还是喜欢自己做，”希尔达说，“我只需慢一点，小心一点”。我赞赏蛋糕味道不错，口感也佳。老人又感叹，“眼睛不行了，蛋糕也做得不如从前了”。又补充说，她的蛋糕依然沿用二次大战时期的配方，没有用鸡蛋，因为当时鸡蛋奇缺。
老人回忆了许多与乃迭有关的往事，常常闭上双眼，努力地追忆着；再睁开眼睛时，那略带茫然的双眸，充满了对往昔的怀念。
希尔达自上世纪60年代初第一次访问在北京的妹妹之后，便开始自学中文，80多岁时开始尝试着把介绍杨戴这对珠联璧合的伉俪翻译大家的《一同走过》译成英文（希尔达译英文版《一同走过》已在英国自费出版。2010年11月在英国举行的杨宪益周年祭纪念会上，该书深受与会者欢迎，大家争相购买）。“许多不懂中文的朋友想了解乃迭在中国的生活，只能翻看书中的照片，却无法阅读，”希尔达说，“我想通过翻译，一方面学习中文，另一方面也能让许多不懂中文的朋友通过此书了解乃迭和宪益。”最后，希尔达给我看了夹满老照片的影集; 只可惜眼睛看不见，无法回答我对照片提出的问题。
如果说第一次访问希尔达是为了了解戴乃迭，那么这一次完全出于对希尔达老人的关心与爱戴。上一次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谈话，老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达伦敦的第四天终于见到了太阳，于是我决定改变去大英图书馆阅读的计划，提前拜访希尔达。同老人通了电话，确认当日可以见面，我便匆匆赶往圣潘克勒斯火车站。乘火车半个多小时就达希尔达所在的密尔希尔区。
久违的太阳，显得格外明媚。通往希尔达家的青檬街两旁，排列着粗大的法国梧桐，新近修剪过的树冠只剩下寥寥可数的秃枝，与粗壮的树干相比颇显突兀。两边的人行道上满是厚厚的落叶，虽黄却不枯干，踩上去静静悄悄、松松软软。希尔达的客厅依然洒满阳光，花园里依然绿草茵茵。园中只有一棵月季，还顽强地顶着最后的两三朵桃粉色的花。
我告诉希尔达, 过去的两天里我都在大英图书馆阅读乃迭的书信。她很高兴，连连称赞乃迭极其善于写信。我说乃迭好像在她的字里行间活灵活现了——如此生动的描述，如此翔实的纪录，如此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让我感到如获至宝。我说下午还要赶回大英图书馆，继续读信。恰好希尔达需要更换一部电话机（电话机的数字键足有过去的5分硬币大），要去的地儿就在图书馆附近。难得有伴儿，老人决定与我同行。过马路时，由于看不清过往车辆，希尔达拉着我的手。她说没有人同行时，她就多走一段路，在有红绿灯的地方穿过马路。上火车时，我又本能地伸出手，想搀扶一下老人，希尔达摆摆手，又指了指站台边沿和火车踏步上的黄线，说我能看到黄色。
到达圣潘克勒斯车站，我们一轮又一轮地乘电动扶梯从地下走到地上，看到扶梯踏步上显著的黄线（英国的电动扶梯每一级踏步都有明显的黄色边线。据说，有老年性黄斑变性或其他眼疾的人都比较容易辨认黄色。也许一道道的黄线反映的正是英国公共设施充分人性化的理念），我一次又一次地收回了几欲搀扶老人的手。
圣潘克勒斯国际车站有着140年历史、始建于维多利亚时代。经过耗资8亿英镑的翻修扩建，于一年前重新启用，开通了连接欧洲大陆的欧洲之星高速列车，仅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从伦敦到达巴黎或布鲁塞尔。新车站集餐饮、娱乐、购物于一身，有世界上最长的香槟酒吧，还有新鲜的果蔬集市。巨大的玻璃穹顶——据说嵌有14000多片玻璃，遮盖两个足球场大的室内空间——让车站内有如户外一样明亮。希尔达说新车站令她眼花缭乱，很少来了。我岂不同样迷惑，不知应该选择哪一个出口。最后还是希尔达找到了去往大英图书馆的出口。我本想陪同老人去换电话机，可希尔达坚决不肯。她指着等待过马路的行人说，我跟着他们过马路就很安全，正说着，斑马线两边的绿灯亮了，希尔达向我挥了挥手，紧跟上了穿越马路的行人。老人身体前倾、步履匆匆，望着她渐远的背影，我再次为希尔达的独立与坚韧而感动。
别了希尔达，我回身走进大英图书馆，去会戴乃迭。她写给亲友的时跨半个世纪的几百封书信，都收藏于大英图书馆亚非研究阅览室。看着密密麻麻、蝇头小字的乃迭手迹，读着她在中国大半个世纪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的生动自述，感受着她真真切切的欢乐与痛苦。一个未曾谋面的前辈，一个跨文化、跨国界的传奇式人物，一个坚忍不拔、永不言弃的坚强女性，一个不同时期的戴乃迭，就这样栩栩如生地从她的书信里走了出来——我们相会了！我们在大英图书馆长达一周的会面将在我未来的书中与大家分享。（2008-11初稿，2011-8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