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思诚
摘要：1989～2008年这20个年头，堪称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迁徙史最为复杂波折、最为跌宕起伏的时期。
1989～2008年这20个年头，堪称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迁徙史最为复杂波折、最为跌宕起伏的时期。国家政策数次波动、市场化浪潮席卷、与国际环境对接等诸多外部环境风险裹挟下，农民工迁徙的步调显得局促，甚至悲壮：从“民工潮”到“民工荒”，两种极端，一段富有时代特征的历史样本。
继“农民工迁徙的萌动”(1978～1984年)、“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1984～1988年)后，南方都市报《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第三期系列报道今起正式推出，探索解码1989～2008年农民工迁徙的脉络。
1989年，春节刚刚过完，从四川、河南、湖北、陕西、安徽等省份出发的数百万农民工，爆发性地集聚迁徙，去西北、东北、广东谋生，把全国的铁路、车站挤得前所未有的爆满。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民工盲目外出”，新华社发表文章规劝“城里找活难，农村天地广”，但仍无法挡住农民工外出的决心。
这一年的农民工大规模迁徙，有忧虑者称为“盲流”。但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波“民工潮”，开启了中国农民工迁徙史上最为浩荡的大幕。
离土又离乡“民工潮”初起
如果说，1984年、1985年两份中央一号文件令城乡隔绝体制松动，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是国家为农民工迁徙开了条门缝，那么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这扇大门最终被农民工自己硬生生地冲破、挤开。
“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离开土地和家乡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一词诞生于此时并沿用至今。而“民工潮”则可用当年3月新华社报道的数据诠释：“全国流动人口达5000万，平均每22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流动。”
进城、赚钱、打工。不再拘囿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民们把脚步迈得更大、更远。当“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的说法流行时，江苏东海的农民已开始“打洋工”的传统，而山东荣成崖头镇的一个村子，至少一半家庭正出国打工。
对这股农民工流动的冲动，国家一度试图加以控制，于1990年初下发“控制盲目流动”、“劝阻劝返”等通知。广东还出现了“不准招收外省民工”的“六不准”规定。幸而在1992年，88岁的邓小平的南巡为市场经济正名。作为市场经济要素的劳动力，开始“名正言顺”地自由流动，成为“春天的故事”里浓墨重彩的一番景象。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工迁徙既有“走出去”的自觉意识，也有急于摆脱沉重耕作压力的冲动，但简单的“进城梦”已开始消退。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的差距、就业机会的推动，主导着农民工迁徙的走向。
然而，城乡差距也逐步拉大，农民工在就业、户籍、教育、社保等方面处处受限。1998年的城市“下岗潮”中，这种隔阂尤其强烈，与一年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出台一起，为多年后的农民工回流埋下伏笔。
大环境生变 农民工回流
上世纪90年代末，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开始大量出现。学者徐勇指出，和祖辈们“背朝黄土面朝天”的生活相比，打工赚钱是外出农民工的最天然“追求”，欠薪现象已经“触及到农民工的底线”。
2003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替农民工讨工资的举动，被认为是这个时期国家层面的一种表态。“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这年9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四大将此写入大会报告。
就在这一年，农民工迁徙的外部环境发生震荡性转变：收容制度废止、农民工身份确定及合法化、农业税取消，加之城镇就业机会萎缩，异乡待遇不均等，中西部大开发背景下乡村优势的复苏……时代背景最终促成“民工回流”的趋势。
例如，每年约50万人离乡打工的河南固始县，2005年前后提出“回乡工程”；湖北宣恩晓关侗族乡第一代农民工，2000年后开始陆续回乡创业，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县新增中小企业100多家……
广东、福建和浙江等省东南沿海城市则不得不面临尴尬的处境：每年春节大量涌入的农民工，似乎一夜“蒸发”；因为招不到工，很多工厂停工减产，甚至破产。敏锐的媒体用“民工荒”来形容这种新现象，引起普遍关注。但也有人认为“民工荒”过于夸大，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季节性或区域性的现象，应称之为局部、暂时的“结构性缺工”。
那就让数字说话：
2004年，《南方周末》报道，农民工成为福建晋江这年春天的“紧俏商品”，企业招聘牌在门口摆到褪色招不够人，一种专门带工人跳槽的“工头”应运而生，春节后陶瓷行业的开工率还不足50%。
2006年，当时的劳动保障部对25个省份调查抽样发现，这年春天2655家企业有用工需求，仅31.7%的企业招满，仅22.1%对节后招工表示乐观。
2007年，劳动保障部“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显示，这年需求最热的职业是“商业服务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类，求人倍率(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连续四个季度分别保持在1.03和1.05左右。
“第一代”谢幕“新生代”登台
2008年金融危机，农民工回流达到顶峰。就在这一年，国务院文件对农民工做出进一步肯定：“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至此，第一代农民工或幸运地融入城镇，或仍在留守，但多数人已陆续返乡。而伴随首次“民工潮”的起落，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们陆续成年，大多跟随父辈走上迁徙之路。由于成长经历趋同于城市的同龄人，和父辈们相比，这些80后、90后们似乎对工作更加“挑剔”。学者给他们总结出“三高一低”的特征，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根据2008年全国总工会的调研报告，这一群体已占到外出农民工的61.6%。在两年后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他们被官方定名为“新生代农民工”。
南都记者 曹思诚
迁徙特点
向东向南聚集
农民工流动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近转移，发展到向东部和大中城市迁徙聚集。2004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到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7省市就业的比例达到82%。劳动保障部的调查显示，2005年，在东部省份就业的农民工占民工总量的62%，而在中部、西部省份就业的民工分别只有20%、18%。
流动半径增大
调查显示，2004年，安徽、河南、湖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9省(市)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本省农民工总量的60%以上(占全国跨省流动农民工总量的81%)。这一比例与1988年的不足20%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职业乡土化”
早期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示范效应，使得农民工迁移开始呈现“职业乡土化”的特点。农民内部的自组织就业和信息共享的存在，同一区域打工职业有了明显的相似性。
数据
“民工潮”
根据农民工工作“十二五”规划课题组的公开成果数据，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民工仅200万人左右，1989年飙增到3000万人，90年代初，这个数字再次翻番，1993年，全国农民工6200多万，比1989年增加了3200多万，跨省流动的就有约2200多万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数据，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2254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4041万人，本乡镇内就业8501万人。
外出农民工中，来自中、西部地区最多，占到37 .6%、32 .7%，东部地区29.7%。而对外出农民工的迁徙流动方向进行考量，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达71%，中部占13.2%、西部占15.4%。
与此同时，本地就业的8501万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占62.1%，中部占22.8%，西部占15.1%。
“民工荒”
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数据显示，仅2009年春节前，返乡农民工约7000万人，约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一半，节后有80%再进城务工，另20%则就地就业、创业或寻找工作。
返乡的农民工中，从东部地区返回的比例分别达到62.4%，其中从广东省返乡的占到24.6%、长江三角洲17.2%。他们此前从事比例最高的为制造业和建筑业，两个行业中农民工返乡比例分别高达46.2%和73.3%。(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此外，在返乡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到82.9%，被拖欠工资的达5.8%，绝大部分返乡农民工都有地可种，无地可种的农民工仅有2.2%。
总策划：曹轲 庄慎之 任天阳 总统筹：王钧 南香红 张蜀梅
学术支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出版合作：花城出版社
摄影统筹：王景春 潘劲松 分组统筹：乔建 钟跃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