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特约记者 贺灿铃 这个月初，我曾被这样一则新闻震惊得瞠目结舌：据《每日邮报》报道，29岁的无业青年塞姆·戴维斯成为英国最年轻的外祖父，因为他14岁的女儿刚刚当上了妈妈。当四张稚气未脱的年轻脸孔和一个小婴儿摆在一起Pose时，你难以想象这居然是一幅“三代同堂”的全家福。
更令人惊讶的是，婴儿的外祖母蒂亚居然表示尊重自己女儿的选择，即在14岁成为母亲，与她当年如出一辙。
泛滥的自由
这种言论，和英国骚乱中那些放任自己未成年的孩子去打劫商铺的父母的言行如出一辙。43岁的卡尔瓦所居住的廉租房有可能被政府没收，因为她的儿子参与伦敦骚乱被警方逮捕，她对此的回应却像个小学生：“作为母亲我不该为儿子的行为负责，但我却因为儿子的行为受到惩罚。我的人权被剥夺了。”
为何一个成年公民的责任意识已经退化到如此幼稚的水平？因为他们在学生时代起就被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保护而可以为所欲为。一位英国教师曾因为批评一个小学生不按时完成作业，而遭到这名学生母亲的电话威胁：“因为没完成作业就批评是对我孩子的精神伤害，有法律会制裁你的。”醒醒吧，没能督促孩子完成学业本是父母失职的表现，现在居然被用做洗脱责任、指控他人的借口；而荒谬的是，相关的法律居然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提供保护。
在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很大一部分人还弄不清个人自由和侵犯他人的界限。而在一个标榜自由民主的社会，无论是法律、议会、政府还是舆论道德，都会倾向于在保护自由和制裁罪恶中选择前者。这种纵容让人们在行使“个人自由”时像使用廉价商品那样有恃无恐，让各种罪恶假“自由”之名登堂入室。骚乱中，蒙面年轻人“自由地”抢掠商铺，“自由地”袭击警车，“自由地”殴打无辜路人，而路旁的警察却因惧怕承担“干涉自由”之名而无动于衷。社会公正和责任感屈服于自由包装下的罪恶。
“自由”的土壤，也会滋生出暴民的恶之花；人性中的邪恶，正是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状态下，催发得野蛮而残暴。
福利“溺爱”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摆在英国社会面前，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越来越缺乏责任感、道德底线和自律他律意识。这也正是姗姗来迟回国处理骚乱的卡梅伦首相口中的“整个社会道德崩溃”。
不过，无论是首相还是反对党领袖，都是假贩卖自己医治“英国病”药方，来抨击对手多年来的失败政策。英国记者黑斯廷斯将伦敦骚乱的根源归咎为“英国多年来的教条主义培养的一批不明是非、没有文化、为福利所供养、却以残暴为时尚的年轻一代”，即被福利制度所“宠坏的一代”。
毋庸置疑，英国和欧洲健全的福利制度是每年吸引无数合法或非法移民纷至沓来的首要原因，覆盖全社会的福利确保了社会公平并弥合了贫富悬殊的裂痕，但却无形间助长了人性潜意识中好逸恶劳的天性。在二十一世纪初英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头几年，工党政府有足够多的预算应付国民的福利开支，充分的就业机会也让年轻人不至于游手好闲。但在不工作却能获得大笔失业救济金的“诱惑”下，更多人选择拒绝政府推荐的工作或装病在家休息。彼时身为反对党领袖的卡梅伦指责布莱尔是乱花纳税人钱的“养懒人政府”。
一旦随着经济的萎靡，巨额的财政赤字让右翼的保守党人只好拿削减福利开刀，但却遭到了为福利所“圈养”的底层民众的强烈不满，即便福利削减只会让他们无法像以前那样活得光鲜滋润，但为福利体系所异化的他们已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能力。而在过去几十年，英国在经济转型中大肆贩卖有形产业，急功近利的政客又惯于以支票套现选民选票。狭小的市场和萎靡的经济体失去了自我造血的功能，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安抚躁动的失业大军。
这些没有受过教育、饱食终日、不求上进的“寄生虫”在大多数衰败的英国市镇里屡见不鲜：阴冷狭窄的街道里会冒出个衣衫褴褛的醉鬼，教堂外目光呆滞的中年汉盯着酒瓶发呆，年轻人或是聚集在熙熙攘攘的酒吧里骂娘，或是蹲守台球厅一天消遣时光。一俟傍晚，刺耳的警笛声会划破夜幕的安静，酗酒斗殴、寻衅滋事成为宣泄过剩精力的唯一调料。因此，骚乱肇始于伦敦，却瞬间星火燎原遍布英国，大多数人对此的第一反应是，“哇，终于逮到机会大干一场了！”荷尔蒙压抑之后，终于找到了报复社会的渠道。
中产困境
但事实上，参与骚乱的不仅有外来移民、失业青年和流浪汉，还包括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和衣冠楚楚的达官显贵——他们根本不需要通过抢劫来获取什么，当他们不顾颜面地闯入杂货店却仅仅偷走几袋廉价薯片或几桶卫生纸时，他们只是想表示他们的不满和愤怒。
之前曾和一个英国朋友讨论在英国中产阶级的划分。传统上我们习惯以财产的多少来界定，比如有房有车、年收入达到多少等等。在健全的福利体系下，大多数失业的英国人也可以过上中产的生活：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免费大公寓里，开着豪华跑车，每月领取不菲的救济金和补助，有时候夏天可以去塞浦路斯或意大利度假等。但如果以教育背景、进取心、礼义廉耻和信仰来衡量，大多数在财富上实现中产的英国人与那些饱食终日却浑浑噩噩的失败者们没啥两样。
在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健康而庞大的中产阶级是维系稳定的关键因素，对中产阶级的过度盘剥将导致社会的失衡，并让他们失去信心。在经济不景气时，中产承担了大部分的税收以应对日益庞大的开支，却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没有得到更多。而当参与骚乱抢掠商品却没有收到惩罚时，中产也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此类的反常行动并不以为耻，因为这样，能让他们心里平衡好过些。除了光鲜的身份和外表，中产在道义上早已与他们所不齿的社会底层无异。
骚乱之后，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自发的志愿团队上街清理破损的城镇，一个社会在大病一场后恢复了输血的功能。只不过，当这个社会已病入膏肓，短暂的自我理疗无法真正根除病根子。
英国和欧洲的问题在于他们安于现状，没有危机意识，丧失自我更新的动力和进取心。这其中，有经济衰退的影响，受福利制度的圈养，有外来移民的冲击，有多元文化社会构建的重重阻力，更因为对外部世界和中国廉价商品的依赖而止步不前。金融危机后，冰岛和希腊政府相继破产，比利时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英国和南欧诸国因为巨额赤字相继发生骚乱。一体化的欧盟本就是个空想，如今只能靠拆东墙补西墙和四处举债来安抚内部裂痕，维持其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当英国和欧洲已对廉价的中国制造产生依赖，固有的科技领先优势被中国迅速赶超；竞争力日益衰微，却不知一旦中国在资本积累到达一定程度后，减少向欧洲出口转而主攻国内需求，欧洲会因商品短缺和通货膨胀陷入何等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