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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科”+“恩荫”:宋组织发福综合征沉疴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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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军专栏之宋代组织膨胀之惑2(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举解除了主要外派大员的职务,而推行职务与职位分开的政策化解了宰相、节度使等权力过大的问题,另外收缴帝国境内各分公司的经营权、财政权和人事权以整合业务,使藩镇割据的现象得以彻底消失,断绝逼宫之患。

更重要的,赵和他的继任者们在科举制和恩荫制上做尽文章,在职、官、差分离制度对权力进行稀释之后,养冗官买稳定,推恩荫笼人心,使天下有想法、有异动的人尽入彀中。公司从重组与兼并的激烈动荡和风险中转归平静,天下一时太平,但恩科与恩荫撑满并突破了赵匡胤最初设计的组织间架结构,使其走向恶性膨胀。

“右文”政策下科举“大跃进”

赵匡胤取“右文”政策,让文人官员在组织中长袖善舞。平均下来,每年宋代取进士数相当于唐代的几倍甚至十倍以上。

一个组织的扩张与萎缩,说到底只与两口有关:进口与出口。人员进大于出则扩张,出大于进则萎缩。

从宋代的先天情况来看,本来是可以将这两口极好控制的。赵匡胤建立宋朝,结束五代十国军阀割据的状况,彻底打击世族和军阀势力,使得组织中此类出身的人物大为缩减。此时只需管住进口,组织的恶性扩张便无可能。

赵匡胤取“右文”政策,让文人官员在组织中长袖善舞,这个本无可厚非。因为赵接棒唐科举制度,本身这一制度就是严进宽出,每年录取的进士不过一二十人,即便是在科举制最发达的中、晚唐时代,这个数字也不过三十左右。这些万里挑一的人物此后还要经过二十来年的磨练,才能进入高官序列,可以说并不能满足组织发展的需要。由此赵匡胤开始变革,扩大进口,使得组织的扩张开始成为一种可能。

刚开始,赵匡胤的步子还是比较合理的,所录进士数目并不太多。但自宋太宗后,情况开始大变。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录取进士近万名,平均每年达四百五十余人,而有唐一代二百九十年间,取录进士总数不过六千人。可以说这是组织人事工作的大跃进,其害非小。到了南宋,情形日益恶化。整个南宋朝共举行科举考试49次,录取进士23315人,平均每举476人。平均下来,每年宋代取进士数相当于唐代的几倍甚至十倍以上。

同时,宋公司的人事进口相比于唐公司,于标准方面降低不少。唐代,吏部要对进士施行身、言、书、判铨试;但宋公司进士录取后,一经殿试,即可授官。此外,进入组织后在仕途煎熬的年头也大为缩短,唐时需二十来年的磨练才能进入高官序列,但宋公司在科考中名列前茅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升迁的时间压缩过半。此种现象大约说明,组织走向膨胀,需要大量官吏来填充,实在是等不及他们慢慢成长了。

有进就有出,但出口基本上被堵死了。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上书条陈十事,讲到官员只进不出的情况说,文官三年晋升一次,武将五年晋升一次,完全论资排辈。虽然帝国实行磨勘制度,但对昏庸无能、缺乏实际工作能力、仅仅坐享其成的官员并没有起到淘汰作用。所以他提出要“明黜陟”,对此类官员予以罢黜。只是口号说说容易,实行起来却难,只进不出的情况依旧如故,组织扩张变得不可遏止。

特奏名养冗官买稳定

使数量庞大的体制外人士都有觊觎官途之心,对落第考生不抛弃、不放弃,尽入彀中的做法,毫无疑问是组织病态扩张的新动因。

对组织扩张起着推波助澜作用的不仅仅是科举制度本身,还在于宋公司独一无二的“特奏名”制度。

“特奏名”是区别于“正奏名”的不按分数线录取制度。只要够年头和科考次数,落第考生都有望进入组织队伍。神宗元丰年间,有一名参加殿试的七十多岁老落榜生,面对考题不知如何下笔,只在试卷里写道:“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没想到他竟被录取,获得“特给初品官,食俸终身”的待遇;同样,另外一个73岁齿脱发白,仍孜孜以求于仕途的老落榜生詹乂几经等待终于“考”上。他在《登科解嘲》诗云:“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家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例子可谓极端,但组织对落第考生不抛弃、不放弃,试图尽入彀中的做法,毫无疑问是组织病态扩张的新动因。

开宝三年(970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下旨,将应试十五场以上的举人101人,赐本科出身,这是特奏名恩例之始。或许是觉得这种做法于法无据,赵匡胤事后申明下不为例。但特例一开,接下来便是援例而循。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三月,有111名参加过五举以上的落榜生被特奏名,第为三等,并赐同进士、学究出身,进入了官员队伍。此后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终两宋朝,贡举共取士约11万人,其中正奏名占6万人,特奏名占5万人,特奏名登科者几乎近半。

当然,面对组织如此迅速的膨胀,董事长们的心态是很复杂的。帝国首任董事长赵匡胤似乎不希望此举常态化,所以才有“下不为例”的指示。但他的继任者们却屡屡突破,这其中原因究竟何在?或许还是要回到制度设计本身来找答案。

组织的秘密永远是文过饰非。大中祥符八年,宋真宗对宰相说:“如闻科场举人有累举不第、年龄已高、无家可归者,深为矜悯。宜令广示搜罗,特与奏名。”难道真如宋真宗所说,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要将屡考屡败的高龄考生予以收养?原因绝非如此简单。(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为了不重蹈五代十国乱世的覆辙,宋公司倡导要稳定不要动荡,为此可以不惜牺牲效率和公平。如此思维之下,多一个落榜生进组织国家就多一份安宁———财政负担是重了一些,但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说到底没什么大错。

而宋代特有的国情、社情也让特奏名制有了现实存在的基础。仁宗朝时,因殿试落榜而跑到西夏去效力的张元、吴昊让宋公司大为头疼,因为西夏国主李元昊将其二人“倚为谋主,以抗朝廷,连兵十余年,西方至为疲弊”,教训是深刻的。这是外患,还有内忧。庆历三年(1043年),淮南发生王伦起义,声势浩大,此时“若使其得一晓事之人(士人),教以计策……开官库之物以振贫民……疲民易悦,岂有不从,若徒渐多而不暴虐,则难以常贼待之,可为国家忧矣”。

总之,在组织之外落榜的准知识分子是很危险的存在,若不圈养之,他们就很有可能重演黄巢故事。所以“十羊九牧”的确弊端重重,但将这些人长期置于组织外面,无疑更加危险。此时特奏名便是利器,可以最大限度地化敌为友,为我所用。所谓组织有深意,进退伏玄机,膨胀总比被消灭要好。

所以利用特奏名制度牢笼士人便成为组织人事的常规选项,甚至在宋与辽、金、西夏接壤的西北二边,特奏名制度还是一种特殊选项。景德二年,即宋辽订立澶渊之盟的第二年,河北特奏名进士、诸科共达1202人之多,大大突破常年之数。个中深意,不言自明。嘉祐八年起直到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特奏名考试规定,“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举人递减一举”,这些地方的举人和公司其他地方举人相比,能更早地进入组织中享受福利———人家要落榜六次才能进组织,而此三地因与辽、金、西夏接壤,落榜五次就行了。统战工作如此细致入微,也算宋公司一大特色了。

笼络天下英雄尽入彀中(虽然这“英雄”很多时候是要打引号的),使得数量庞大的体制外人士都有觊觎官途之心,老死不止,不再有心思做犯上作乱之事———这才是组织的心机与妙用。当然作为副产品,组织的恶性扩张则是其难以承受之重,发福综合征已是如影随形。

恩荫组织入口绿色通道(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宋初,功勋卓著的赵普,其弟被恩荫后也只能作个八品推官,而且十年不升。但宋代后期,一次恩荫1000多人的屡见不鲜。

恩科制度使组织人事的进口管道大为扩张,但这不是组织发福的全部动因。“恩荫制”在两宋的推广与泛滥才最终导致进口管道毫无滞碍,粗大无比。这个始于汉代的高官福利制度犹如抽水泵,将组织外的洪水源源不断抽进来,使原本已走向膨胀的组织彻底变形。

所谓的“恩荫制”是指组织内高层官员的的子弟可以不经科场考试或其他选拔程序直接做官的制度。相比于科举制,这是一种灰色竞争、血缘竞争,它提供了组织入口的另一绿色通道。相比于特奏名制法外开恩而言,恩荫制显得更加蛮霸和升你没商量———特奏名制下,落榜生们要考够一定的场次和年头才能进入组织。虽说分数上差那么几分,可几十年温故知新下来,肚子里墨水还是有那么几点的。退一步说,这个层次上的竞争即便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质量竞争,也是完全意义上的数量竞争———要熬年头熬场次,尚有些许公平可言。但恩荫制下就不同了,进入组织的多是德才兼无的纨绔子弟,且数量极大,大大冲击了原本就有些注水的组织系统。

综观两宋朝,单“郊祀荫补”一项进入组织的人数就远远高出科举取士中正奏名和特奏名的数量之和。郊祀荫补在宋时属大礼荫补,每三年逢郊祀时一次。南宋高宗绍兴年间,中书舍人赵思诚奏称,每次郊祀恩荫人数达4000人以上,较北宋末年又有大幅增加。

但宋公司恩荫进人是多管道齐头并进的。三年一进的郊祀荫补外,还有皇帝生日进人,这个是一年一进,叫“圣节荫补”。此外,对那些中高级官员来说,他们的一生还有两次推荐进人的机会:一是“致仕荫补”,官员告老退休时可以向组织提要求,荫子若干;二是“遗表荫补”,官员死时上遗表一次,最后一次向组织提要求,荫子若干。(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正因为在组织中做官福利多多,所以司马光家族才群策群力,共同扶持司马光父子全力读书。这是一种智力投资,也是家族前程投资。司马光父子考中进士并成为朝廷高级官员后,司马光大伯祖的曾孙司马京、二伯祖的孙子司马宣后来都得以恩荫补官。

其实,在宋公司成立之初,对恩荫进人的数量还是严格控制的。例如,功勋卓著的赵普,他弟弟被恩荫后也只能做个八品推官,而且十年不升。到真宗大中祥符之后,贵戚后妃与将相人家一次奏荫已多达数百人。此后的情形是每况愈下,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一次郊祀奏补录用的官员竟达1460多人。淳熙九年(1182年)九月,鉴于荫补官员实在无处安排,宋公司着手大力削减荫补数额,可几经努力,也只能较前削减三分之一,大盘不变。

从恩科到恩荫,多渠道强劲的动力导致宋组织发福综合征沉疴难起,亟须动大手术加以疗治。手术该如何做,疗效究竟如何?下一篇我们来关注有宋一代种种向组织病开刀改革的失败,直至走向组织癌症的最终归宿。

作者介绍:范军,浙江人,年逾不惑。曾为报社记者、杂志主编、影视公司文学策划,出版有《最三国》《帝国不语对枯棋》《下一个出局者》等书。 (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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