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秋风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过去30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人们给出了诸多解释。主流的解释是，这30年的变化就是“改革开放”。还有人说，这个改革开放就是“市场化”。但很显然，这样的解释都过于狭窄，过于看重经济领域的变化了。而如此看待过去30年的变化，将让我们无法看清，中国未来要到哪里去。
其实，过去3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传统的回归。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传统，就是二十世纪前半期存在的传统，也就是从汉代以来就存在的传统。肯定有人说，你有没有弄错？我们享有的如此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怎么可能是那遥远的传统的回归？中国的传统是多么的黑暗啊。
我的回答是：这是偏见和成见。不要说别的，单就经济领域而言的，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国经济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春秋后期，封建制开始瓦解，就逐渐出现了私人产权制度。人们也享有了充分的流动自由。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足以形成广泛的市场交易。同时，经过漫长的演变，社会中也形成了各种自治性组织。比如，基层社会的公共品基本上就是由民间自行生产和供应的。也就是说，传统社会是按照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的逻辑运转的。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或许可以说，这些就构成了中国的 “道”。
其实，这样的道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已经开始了自我转型。但是，正常的转型之路被剧烈的社会变动打断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一次根本的断裂。私人产权制度和市场机制被消灭，人被纳入单位体制中。当然，不仅仅是市场制度，儒家作为一种价值和思想体系被彻底否定，代表着儒家价值的基本社会组织被刻意摧毁，比如，家庭制度也遭到严重冲击。
但是，新建立的种种制度，比如，国有经济、集中计划等体制，在现实中其实很难运转。因而，从建立的那一刻起，这些制度就陷入困境。比如，农民要求实行家庭承包制等类似制度的努力，从50年代集体经营制度刚一建立，就此起彼伏。到人们熟悉的小岗村，已经是第三次较大的浪潮了。
而农民的这种要求，从其性质而言，就是回归，回归到传统的家庭经营制度，尽管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无法做到彻底。农民看到新制度没有效率，而对传统的产权和经营形态，他们尚有清晰的记忆，因而，回归传统就是完全理性的决策。就决策者而言，他们对传统的生产经营制度，同样有十分清晰的记忆，他们也知道传统制度的有效性，因而也就支持了农民们自发的回归要求。
过去30年社会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同样是传统的回归。比如，今天有人对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现状似乎很感动。但是，比起传统社会来，目前的状态根本不值一提。在传统社会，绅士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在荣宗耀祖、衣锦还乡等观念的支配下，商人也积极地投入到慈善公益事业之中。整个财富生产过程都被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没有人会把发财赚钱本身当成最高的人生价值。今天的中国社会离这样的状态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再从文化领域来看，过去30年所发生的变化同样是向传统的回归，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儒家的复兴。这样的回归首先表现基层民众对于儒家式生活方式的回归，比如，祭祖、修谱等等。在此基础上，才出现了儒家思想、学术于90年代开始的复兴。随后，学校也开始部分地引入传统蒙学教材，于丹对《论语》囫囵吞枣的解读，也可以走红于电视。
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向传统的回归”可以对过去30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给出最为全面的解释。最有趣的是，这样的回归过程恰恰是所谓现代化的过程。
但是，这样的回归之路并不通畅。在过去30年间，民众的回归意愿是本能而强烈的。过去30多年间传统的复归，系以民众自发的回归为先导。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精英群体以及整个主流的文化、社会、政治建制，基于种种现代意识形态和惟理主义迷信，对于这种回归趋势采取了一种警惕、疑惑、很多时候是抵制的态度。比如，很多自以为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先是鼓动政府禁放烟花爆竹。政府拗不过民众的意愿，废除禁放政策。很多知识分子立刻发出抱怨，斥责民众不文明。民众祭祀其祖先，精英斥之为迷信。民众要求读经，精英们却担心经典毒害青少年心灵。
也许，民众向传统回归的意愿，与包括政府在内的精英群体的惟理主义迷信之间的对立，乃是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冲突。从根本上说，精英是与民众对立的。这种状态对于任何社会的健全运转，都是致命的。正是精英与民众的这种脱节，导致精英的无力感与基层社会的粗鄙化。精英因此而放纵自己的堕落，民众因此也充满怨恨和暴戾。中国社会几乎所有严重问题，都与此有极大关系。
解决这些严重问题的唯一办法是，精英、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理性的骄傲，接近民众，与民众共同回归传统，也即共同构建现代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