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
泰奥菲尔·戈蒂耶晚年回忆起浪漫主义盛世的样子，真酷似一个在纨绔儿面前抖弄军功章的老革命。亲历浪漫主义运动，对这位作家来说，无异于有幸厕身于一场扭转乾坤的大事业；更何况，他还担当了一个不小的角色：在维克多·雨果琳琅的车辇前鸣锣开道。
“恰似以斯帖见到亚哈随鲁，我们见到维克多·雨果，几乎晕了过去”，在这之前，已经有两次，他站上雨果家门口的台阶，感到面红心跳，脚底灌铅，太阳穴上冷汗直冒。以今人的自我意识和平等观念，这样的描述很难不被读出反讽的意味；但在戈蒂耶心里，不是他们的人格太渺小，而是雨果的身影太伟大，他是从此岸遥望远方，视野里能见的最雄伟的那座灯塔，其次才是奈瓦尔、缪塞，更早一些的拉马丁和更晚一些的波德莱尔。戈蒂耶在1830年1月亲炙雨果之面，一个月以后，雨果戏剧《欧那尼》震撼上演。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戈蒂耶都在追述《欧那尼》上演时的盛况——这也成了他留下的数量恐怖的文字里唯一没写完的一篇。据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里的记载，戈蒂耶这种反正统的典型文艺青年原本就打扮另类，黑衣黄鞋，长发及腰，头上不戴帽子在巴黎招摇过市，而到了《欧那尼》首演日，他还特地去定制了一件红得骇人听闻的背心。解放了，自由到来了，从今以后，人们不必再拘泥一板一眼的句法和节奏，不必再计较一个戏剧该产生多少教益，不必再耻于表达内心一时的狂喜和大悲。拉辛、高乃依、斯克里布们正在下沉，变为泥土，在上面长起了浪漫主义的参天大树，热爱纯艺术的人有福了。
当然，浪漫主义阵营内部诸人的关系绝非那么简单，他们只是在这个神奇的19世纪30年代基本抱成团，反对其共同的敌人——例如那些买了《欧那尼》的票又故意不来，好留出大片空席供保守派报纸炒作的人。不过对戈蒂耶，这段经历足够把他变成第一流的文学批评家，或者说，“文学赞赏家”。他对同仇敌忾的记忆永远甘之如饴，念及当年，总少不了激昂慷慨。他仰慕前辈同仁的伟业：从1824年起，拉马丁、雨果、缪塞、德·维尼、大仲马们就在大恩主夏尔·诺蒂耶的家里频繁聚会，切磋文学革命了。拉马丁是“生性纯洁、文雅、高贵”的，“似乎不知道生活中的丑恶下流为何物”；奈瓦尔“生性高雅正直，颇具才气而十分谨慎”，“对艺术极端尊重”；至于缪塞，虽然不甚熟悉，但“我们是一直把这个名字挂在嘴边到处颂扬的”，当然，他也实至名归。
虽然保持着肝脑涂地的护教者姿态，戈蒂耶却没有多少可厌之处。因为他表里如一，他在赞美的同时，也的确在用鲜丽激荡的浪漫主义体文字阐述并实践浪漫主义的信条：艺术本身就值得人们为之歌唱，不管其道德上是否正确；艺术之为艺术，在于其绚丽的形式感，有声有色的外观，针对平庸的、常规化的表达展开持续的宣战。简言之，今天不能做过去的俘虏，艺术不能驯服于既定的法则——提出并恪守这一点的文人并不引入多少新的审美标准，恰相反，他们删繁就简，推崇诉诸感官、依靠直觉、富于色彩的文学，这帮助他们迅速走红于大众。戈蒂耶在早年的诗《自命不凡》里就曾表达过那种撇清陈规戒律、回到赤子一般的自我之后，诗人可以拥有何等的通灵力量：
“我年轻：我的血管里充满鲜红的血/我的头发是黑玉，我的目光是火焰/我深深的胸腔里没有沙砾，没有浓痰/我深深地呼吸者天空的气息，上帝的气息。”
不管这是不是诗人的自我夸大，斩断一切多余的牵绊，终归是释放青春气息的先决条件。在七月革命前的日子里，在那个已入死寂状态的法国社会，发出这样的强音自有其可钦可佩之处。而且，作为效忠雨果的另一面，戈蒂耶还总是谦虚地把这种表达扩至浪漫主义者全体，以示每个人都不例外。在回忆雨果、缪塞、巴尔扎克等人时，戈蒂耶往往以“我们”自称，这亦说明他从来都觉得，那些大师和文学英雄，理当拥有恒河沙数的拥趸来当脚注。
“雨果的仆从”加“巴尔扎克的自我牺牲的朋友”，是勃兰兑斯给戈蒂耶的评价。以戈蒂耶的才华和文学成就，他其实是少数能与德国浪漫派分庭抗礼的法国人之一，然而，让这个“本人就是一位巨匠的人，成为其他艺术家诚挚、谦逊、高尚的赞美者”的原因，无他，只有对艺术的热爱而已。这种执守性的热爱，其实要不了二三十年，在逻辑推到极致后也立刻暴露出短板来：唯我是尊，主张只有经人手塑造后的作品才叫艺术；但是，也只有已经得到解放的艺术，才能受到进一步的辨析、拷问和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