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各类组织中居上位者和居下位者就“公私”问题的博弈从未停止过。
表面看来，两者的立场似乎是针锋相对的———居上位者(通常也是组织的所有者，或是占有更大权益的领导者)总是希望居下位者一心奉公，最好能为组织的“公共”事务牺牲私人利益；而居下位者总是希望能以较少的付出换来较多的回报，期盼组织能最大限度满足个人的利益诉求。
不过，在一个相互依存的组织中，靠极端损害对方权益来扩展自己利益的局面是难以维系长久的。为此，双方不得不有所克制，互相让渡一部分权益，以达成一种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局面。在这一局面下，深藏内心的私欲并没有就此消失，只是博弈双方在推动公共事务中暂时抑制了这一念头，或发现双方有一致的利益目标———当“公”达成之后，各自的私欲也能水涨船高地得以满足。
聪明的所有者会使用各种方法让组织内弥漫“公而忘私”的气氛，如模糊自己对组织的实际权益、营造出一种共有共享的假象；竭力表现出公正无私的姿态，自上而下地激发下属大公无私的意识；或依靠法制的力量逼迫下属奉公无私，以及凭借私人情谊招致对方无私回报。如此，可以使部分人在某段时间内暂时忘掉私欲，努力尽职奉公，由此，整个组织会焕发出令人惊叹的活力，实现高效的运作。
不过，“公而忘私”只是特定条件下的脆弱平衡，居上位者的表现无疑起着关键作用，一旦偏离则很容易转化为“因私废公”的失衡局面：如果居上位者一心迷醉于个人私欲，对推动组织发展缺乏兴趣，进而对号召下属尽职奉公也不热心，那么居下位者当然会人心涣散，人人怀私加入到这场利益竞逐之中，整个组织也就会在众人的遗弃和践踏下走向衰亡；相反，如果居上位者对维护组织现状过分卖力，进而对下属无私献身求之过切，后者则会产生强烈抵触情绪，或以“伪无私”予以应对。
总之，在具体的“公私”博弈过程中，总是呈现复杂的格局。现代公司组织中在这一问题上，就本质而言，并无二致。
公之冀求、私之天性
三代之后，自从禹将天下传给儿子，公私矛盾的症结就逐渐凸显：一方面，居上位者仍希望下属尽职无私；另一方面，人们所要服务的组织却属于个别家族私有。如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就曾毫不掩饰地向父亲炫耀称：“某之产业，孰与仲多！”———他父亲曾责怪年轻时的刘邦不如其二哥那样勤于生产，而当上皇帝的刘邦，将全天下看作自己的产业，当然也就有底气公开夸耀。
在组织私有化前提之下的公私博弈中，居上位者希望下属完全尽忠、大公无私是有违人的天性的，很难获得居下位者普遍而持久的响应。对私心的抑制和隐藏毕竟无法持续太久，尤其是当居上位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私欲之时，组织内的其他人受其影响感召，往往也会激发起内心的“私人意识”。
《后汉书》曾记载模范官员第五伦的事迹。第五伦身历数朝，奉公尽节，上书言事时不违心谄媚。他的儿子有时劝他不要直言取祸，他就把儿子骂着赶走。有时属下提出合理的建议，他就将署着下属名字的意见一并上奏皇帝。从这些行为来看，第五伦确实可算尽职奉公的典范。时人也对第五伦迥异常人的无私行为表示惊奇，有人问：“您真的完全没有私心吗？”第五伦回答说：“以前有人曾要送我一匹千里马，我虽然没有接受，但之后每当三公选拔官员时，我的内心都有推荐他的想法，尽管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我的侄子生病的时候，我一个晚上去看望十次，回来之后照样可以睡得安稳；我的儿子生病之后，我虽然不去看望却整夜都担心得睡不着。从这两件事来看，我怎么可以说自己完全没有私心呢？”
第五伦的自我剖析，体现出对自己求全责备的姿态，尽管如此，从他身上还是可以看到：无论表现得多么尽公无私的人，深入到内心层面，私心还是无可避免地存在，只不过未曾明白显露出来而已。
模糊私有属性
在整个组织私人所有的前提下，想要劝勉人们做到公而忘私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历史上却不乏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臣子，很多组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自上而下弥漫着一股公而忘私的气氛。这一局面何以会出现？
首先，既然组织的私有属性给人们对是否奉公问题带来了困惑，聪明的所有者就常常模糊自己对组织的实际权益，营造出一种共有共享的假象，以换取下属的尽职奉公。
例如，吕后死后，汉室大臣铲除吕氏势力，议定迎接代王刘恒继承大位。代王一行疾驰到渭桥，丞相率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谢。太尉周勃在铲除诸吕过程中功劳最大，又在选择代王继承大位的廷议中起了重要作用，大概此时想借机对代王剖白一下心迹，就近前说道：“请借一步说话。”谁知代王僚属宋昌义正辞严地拒绝道：“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
如前所述，西汉王朝被刘邦视为刘氏产业，传至其继承人刘恒这里，天下为一姓之家业的本质属性并未发生变化，但刘恒的论调则明显不同于乃父。显然，他刻意淡化了自己对组织的掌控色彩，突出自己作为公共事务仲裁者的形象。
同样深谙此道的还有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九年，光武帝南巡到家乡南阳，减免南顿县一年的田租。当地的乡亲父老不满足，近前叩头请求道：“陛下的父亲曾在这里居住很久，这里的屋舍建筑您也很熟悉，您每次来都特别增加恩赐，我们希望这次能一下减免十年的田租。”光武帝却答复道：“天下重器，我常常担心不能胜任，只能一天一天如履薄冰地负担下去，哪里敢期望十年之久啊。”当地人半开玩笑地说：“陛下其实是吝惜罢了，干吗说得这么谦虚呢？”光武帝听完大笑，于是又减免当地一年田租。
尽管光武帝的真实用心被半真半假地点破，但还是应该钦佩其模糊组织属性的意图和高超技巧。
展现“无私”姿态
除了模糊组织的私有属性，聪明的领导者往往在奖惩、用人、守法等方面竭力表现出公正无私的姿态，自上而下地推动公而忘私的做法。
在展现公正姿态的问题上，刘邦的做法十分高明。即位之初，刘邦先分封了大功臣20多人，其余将士争论功劳大小不决，坐在一起密语。张良警告刘邦说，他们正在商量造反。刘邦惊问何故，张良道：“陛下当上天子后，所分封的都是亲近的故人，所诛杀的都是平生的仇人。”如果按照军功进行封赏，把全天下瓜分完了也不够赏赐所有将士。他们既担心封赏轮不到自己，又害怕因为以往的过失被陛下杀掉，因此密谋造反。”刘邦急忙询问对策，张良建议他立即封赏诸将所熟知的其平生最憎恶的人，于是刘邦就封立有军功但几次困辱过自己的雍齿为列侯。诸将得知后，果然人人自安。此外，刘邦还杀掉了战场上曾放自己一条生路的恩人丁公，理由是丁公作为项羽的臣子不够忠心，放过死敌使之失去天下。刘邦大义凛然地宣告：“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
这种封赏怨仇、诛杀恩人的做法看似匪夷所思。然而，从一个新生组织的所有者角度看，这种极端手段不但安抚和震慑众人，也展示了自己公正无私的形象，进而号召众人尽职奉公以维系和推动组织的运转。
隋文帝杨坚靠宫廷政变篡位，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并不牢固，因此他在展示公正无私形象的问题上更为卖力。他的儿子秦王杨俊在担任并州总管时，“渐好奢侈，违越制度，盛治宫室”。隋文帝毅然将其免官，令他回府反省。隋文帝身边的大臣认为杨俊的过错不至于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请求收回成命。隋文帝说道：“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但作为皇帝，难道不也是天下百姓之父？如果按照你们说的，为何不另外制定适用于皇帝儿子的法律？”遂坚持对杨俊的处罚。不久，杨俊病死，隋文帝“哭之，数声而止；俊所为侈丽之物，悉命焚之”。秦王府的僚佐请求为杨俊立碑，隋文帝又断然拒绝。
隋文帝在处理儿子违法乱纪的问题上可谓严若秋霜。不管这一行为有多少矫情表演的成分，但确实向下属展示了公正无私的表率形象，既可以震慑那些徇私枉法的人，也可以激发起下属大公无私的意识。总之，作为组织内的核心人物，其表现出来的公正姿态有时比内心真实想法更加重要。
法制与人情的力量
模糊组织私有属性、展示公正无私形象并不足以涵盖组织内全部“公而忘私”的现象。历史上不乏依靠严刑峻法逼迫下属奉公无私的案例，也不乏凭借私人情谊招致对方无私回报的故事———前者出于恐惧，而后者则出于感激。
法家学派赞同绝对专制，在他们看来，君王不必为组织的私有属性而遮遮掩掩，也不必煞费苦心地展示公正形象，只要充分利用人性的恐惧心理，适当采用强制政策，就可以使臣民服服帖帖地做到“公而无私”，尽管这种“无私”未必出于自愿，但只要客观上达到了不敢不急于公事的效果，同样可算成功。
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进行的变法活动就是对上述理念淋漓尽致的实践。变法法令颁布一年后，秦国百姓纷纷抱怨新法的不便之处，太子本人也违法了法令。商鞅毫不客气地惩罚了太子的两个师傅以警示太子。第二天，秦人无不严格守法——— 秦人怀着恐惧的心态，按照商鞅设计的道路转变为普遍做到公而忘私的臣民，他们“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国因此而成为当时凝聚力最强、扩张能力最强的国家。可见，这种建立在恐惧心理上的“无私”在特定条件下是可行的，也能取得一时的奇效。
不过，这种被动的“无私”难以持久。相较之下，建立于私人情谊之上的公而忘私则更为自然、深沉而持久。诸葛亮为报刘备知遇之恩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属这一情形。
刘备与诸葛亮对外虽有君臣的名分，但私人情谊之笃厚则为常人所不及。刘备临死前白帝城托孤的一幕尤其令人动容。受此感激报恩之情的推动，诸葛亮在有生之年以实际行动表现出赤诚无私的心意。这种大公无私，全然发自内心，故而最为持久。
放任不管后的涣散
要使组织内达成公而忘私的相对平衡局面，居上位者的态度尤为重要。如果居上位者一味沉迷于追逐权力与私欲，却缺乏诚意和热心去感召下属献身组织的公共事务，甚至对这一博弈目标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就必然导致人心涣散、人人怀私。
这种态度对新生组织的杀伤力尤为强烈。“创业”道路上充满着变数和诱惑，组织中人普遍对未来怀有远高于现状的预期。如果创业者只是汲汲于无限扩展自己的私欲，漠视追随者要求分享的利益诉求，公而忘私的局面就无法达成，因私废公的现象将会日益严重。项羽的失败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极为典型的反面案例，他私欲太重，过分迷信自己的勇猛，在号召下属献身组织这一问题上完全没有兴趣和动力，这种放任不管的态度最终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
相较于组织的开创者，守成之主更容易表现出类似的态度。他们毫不费力地继承偌大产业，更容易沉迷于权力和私欲的追逐之中，倾向于认为下属奉公无私是天经地义之事，因而也就懒得去做任何感召下属献身组织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公而忘私的平衡必然打破，进而转向因私废公的局面。
求之过切后的反弹
与居上位者坐视不管相反的方向是，他们以急切的心态督促下属忘我地献身组织之的公，不惜采取高压策略或者使用诡秘之计。不过，这种求之过切的态度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过犹不及———非但无助于公而忘私局面的稳固和提升，反而会激发起居下位者的强烈反弹。这种反弹，有时表现为公然对抗，有时则表现为阳奉阴违的“伪无私”。
秦朝二世而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居下位者的“无私”求之过切，造成强烈反弹终被反噬的结果。商鞅严刑峻法最为致命的隐患，是让居上位者迷信法制和高压政策的威力。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对百姓在尽职奉公方面的要求更加变本加厉，辅以严密的法网、强力的高压政策强制推行。他的本意是将所有臣民变成全身心服务于秦帝国的辛勤蚂蚁，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这一目标。可是，这种局面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到秦二世统治期间，人们郁结于心中的不满情绪终于喷薄而出，陈涉鼓动戍卒起义时的一番分析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大雨延误报到日期，按秦朝法律要被处斩；即使不被处斩，戍守渔阳十之八九也是一死。可见，统治者对臣民“无私”的要求达到了极致，却丝毫不考虑他们的任何权益。在这种情况下，隐忍到极限的居下位者挺身反抗实属必然。
此外，居上位者对“无私”的求之过切还会导致下属施以“伪无私”的权宜之计。
譬如，唐太宗李世民在去世之前，曾想用诡秘之计令李勣尽忠于太子。他对太子说：“李勣才智过人，但你对他没什么恩德，恐怕不能令他完全服帖效忠。我现在废黜他的权力，等我死了，你再任命他为仆射，亲近重用他；如果他现在接到废黜命令后徘徊顾望，就应当杀了他。”于是下令贬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为叠州都督。李勣接到诏书后，连家都不回就去上任。李世民死后，继位者唐高宗李治立即召李勣回朝，并任命他为仆射。
实际上，李勣不过是用刻意伪装出来的无私来应对唐太宗的考验。以李勣的聪明才智，对唐太宗的这番考验怎会看不明白？面对居上位者以诡秘之计所进行的试探，他也虚与委蛇地进行了一番表演。但在事后的具体作为中，李勣却难以称得上为李氏江山奉公无私。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他在唐高宗改立武则天为皇后一事中的态度。当时，褚遂良等人不惜以死相争，唐高宗也一度陷入犹豫，征求李勣意见时，他淡淡说了一句，这是陛下的家事，关别人什么事。至此，唐高宗才下定决心。
从李勣的表态中，的确看不出他对李氏江山的无私效忠之心，不过，毕竟唐太宗“不厚道”在前，李勣的做法倒可以视为对无所不用其极要求他尽忠皇室态度的一种反弹。
就本质而言，居上位者对下属“无私”的求之过切，实际是对个人权益的过分索求和对下属权益的肆意侵占，必然会招致下属的反弹。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看似奉公尽忠的行为，其背后也只是当事者私心的暂时压抑或隐藏而已，其结果往往对组织的伤害会更大，为组织的稳定运作带来现实的或潜在的重大危机。
作者介绍
张圣刚，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目前在国有电力行业从事企业文化工作。雅爱书史，神交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