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享华
《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下称《报告》）里还提到了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危害，以及腐败分子及其家属在海外的得与失，进而提出了如何从监管机构的角度改善监测分析方法，尽可能地压缩贪腐资金外逃的空间，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炫富与缺憾
《报告》里提到，腐败分子潜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于北美、澳大利亚、东南亚地区。具体来说，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败分子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一些无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国家证件的，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的小国，伺机过渡；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香港地区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证”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通常，多数腐败分子在出逃前会先将其家属或情人移居境外，并购置如不动产、汽车等海外资产，部分腐败分子家属在海外的奢华生活在当地造成恶劣的影响。为了令其家属融入当地社会，腐败分子往往令其家属，尤其是子女在当地留学或求职，或在当地为其家属开立公司。
《报告》也提到，新西兰的高档汽车销售商已将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们排在本地成功企业家之前，列为最高端客户，因为某些在中国“有背景”的子弟经常以全款购买高档汽车炫耀实力。
而《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日前在新西兰则听到当地也有华人称，不少国人在新西兰购有豪华物业，但是基本不住，只是买来放着。
美国也爆出了加州洛杉矶的阿凯迪亚地区及纽约的曼哈顿地区因不明背景的中国家庭迁入拉动民宅价格上升的消息，这些高消费者中有很多是国内官员或国企管理人员的亲属。
当然，这些豪宅和巨款也未必就真能够让腐败分子享受到，研究腐败问题十余年的王荣利律师根据其统计的数据告诉记者，一些腐败犯罪分子，用犯罪所得巨款将妻子、儿女送往国外，案发之后，自己孤身进了监狱，妻子、儿女畏罪不敢回国探视，一家人四散飘零，毫无天伦之乐。
王荣利说，像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案发后女婿身陷囹圄，女儿潜逃国外，还不知道要逃亡至何时；又如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原局长张秀发，案发后儿子女儿双双远逃他国，虽暂时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却永远无法弥补亲情的缺憾……
危害与对策
《报告》还重点提及了这类资产外逃的危害，它分为政治危害与经济危害。
其中，政治危害重点则在于助长贪污贿赂等犯罪的蔓延，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因为，如果可以轻易向境外转移资产，势必给贪污腐败分子提供退身之路，给其提供低风险获利空间，是对贪污贿赂等犯罪的刺激和引诱，将直接威胁党的廉政建设，损害党的执政基础。
同时，正如前文所述，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还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此外，资产外逃加大了我国的执法难度和司法成本，由于地理、制度、文化等因素，一般来说，各国对于转移至境外的资产的监视、调查、控制和追缴等能力都比较弱。虽然国际上也有成功追回部分外逃资产的数据，“但是，与实际发生外逃的资金数额相比较，追回的资金实为九牛一毛。”
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秘书长严立新直言，纵观近年一些权威机构公布的追逃数据和金额，有可能成为一种“反向激励”，因为犯罪黑数如此之大，被查处和追回的腐败分子和赃款如此之少，那么反而会刺激更多人铤而走险。
正如《报告》中所提，资产跨境转移掩盖了贪污贿赂等犯罪的踪迹，为司法机关及时发现犯罪、查获罪犯、追缴赃款设置了障碍，使腐败分子得以享用赃款、逃避打击。而对犯罪的惩罚不力，则降低了司法威慑力，势必又会刺激更多的腐败分子铤而走险，形成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自然是经济危害。《报告》认为资产外逃造成社会财富的流失，破坏经济发展成果。这些转移出境的资金，大部分难以发现或无法追缴，造成国民财富的巨大损失。更重要的是，它导致经济扭曲和不稳定、经济调控政策失灵，给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首先，转移活动会造成资金的异常流动，影响利率和汇率的正常形成，扰乱金融市场，干扰国家的宏观调控。其次，以资产转移为目的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会使有关行业不遵循市场规律和国家产业政策而调整，造成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和经济动荡。研究认为，资本外逃会加大中国融资成本，甚至还会造成中国就业机会的减少，从而会加大贫富差距。资本外逃后，政府会转而向流动性低的资本（如土地、劳动力）转移税收负担，从而会拉大收入差距，降低国内消费和就业水平。
此外，腐败分子向境外大量转移资金，还会加剧金融风险，冲击金融稳定。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外逃严重时，可能成为导致国家破产的一股力量。更大的代价是在未来数十年中，国家的信用等级在国际社会中将大大下降。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墨西哥。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调查报告指出，1994 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其诱因在于墨西哥本土的投资者资金外溢，而不是市场所推测的是外国投资者因墨西哥政局不稳而争相抛售比索所致。
此外，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巨额贪污、挪用并将资金转移也会危及该机构的持续经营和公众信心，甚至带来整个金融体系的震荡。震惊中外的中行广东开平案和哈尔滨高山案就为中国银行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对于这些状况，《报告》也称，监测腐败分子跨境转移资金是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部门的重要任务，但这项工作只有在与公安机关、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等方面建立相关工作机制，反洗钱监测部门与相关部门有效实现信息共享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在作用。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何萍曾告诉本报记者，关于贪污腐败，国内的法律惩罚力度还是很大的，经济类职务犯罪最高刑罚可以处以死刑，相比国际上的惩罚力度也是很大的。但是，中国的贪官外逃现象依然很严重，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关键在于预防，建立一个好的监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