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苇专栏(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之
蒋校长上位：
股权乱局里火中取栗2
继利用公司内部的山头内讧实现初步上位之后，蒋介石借公司在北伐时赤字经营财政危机，内外勾结实施定向增发，藉此成为新大股东的代言人———
在这场恶意并购案中，蒋利用身为总经理的便利条件，擅自向恶意收购方———江浙财阀及其欧美日后台出售股权，并以改变集团经营理念和人事洗牌为筹码，换取了新金主的强力支持，最终实现了个人从总经理、到董事会实际负责人的再次上位。
起于1926年夏的北伐事业，从一开始就隐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当这场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口号、以统一全国为最终目的的战争发起之时，北伐军手里居然仅握有四个月的战费而已！
面对着七十万劲敌(吴佩孚二十万，孙传芳二十万，张作霖三十万)，北伐军四个月就能完成从南到北、横贯全中国的统一大业？
冷酷的历史进程很快就会告诉我们，这群急功近利而又过分乐观的英雄主义投资者，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股份制”的北伐集团
北伐集团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中外合资企业”。
“十月革命”后，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新生的苏联遭到英、美、法、日等资本主义列强的一致敌视，不但在外交上陷入孤立，在国家战略安全上也处于四面皆敌的境遇———甚至连一向孱弱的中国北洋政府，也曾狐假虎威于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协同英、美、日等国军队对苏俄内战进行干涉。
为打开战略局面，苏联乃抱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思路，与一贯持反北洋立场的孙中山国民党合作，在资金和武器上予以了相当援助。此类援助在“莫斯科关于拨给加伦军事费用协助南北各革命军军械事致苏什赤夫斯基函”、“苏联大使馆接鲍罗廷来电请拨航空员并购飞机(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等官方文件中言之甚详。
而这一“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股东———国民党，斯时手中头寸短少，参股的实体资产只有广东一省地盘(就这一省地盘，还不能完全掌握)，外加以粤军为主体，杂合滇、湘军各一部所组成的芜杂军队。为体现与苏合作的诚意，国民党遂改旧有之“三民主义”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之“三大政策”。
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至1925年底国民党乃得以统一广东。同期广西的李宗仁也独立完成了本省的统一，并宣布附从于广东革命政府。
两广所属军队统一编成七个军，依次为：
第一军：蒋介石(以粤军为底子，官佐则以黄埔生为骨干)；第二军：谭延闿(湘军)；第三军：朱培德(自护法战争后长期滞留广东的滇军)；第四军：李济深(粤军嫡派)；第五军：李福林(绿林队伍起家的粤军杂牌)；第六军：程潜(湘军)；第七军：李宗仁(桂军，1926年3月加入国民革命军编制)。
一个以两广为根据地，以粤、桂两军为主力的南方诸侯联盟初现雏形。(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然而援建一个“广东革命政府”并不是苏援的最终目的，苏联的期望是在华建立一个亲苏政府，以便屏障社会主义大本营的远东侧翼，并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践其社会理想。
故当时苏联来华的首席军事顾问加仑将军乃于1925年9月从纯军事角度提出：“为国民革命运动着想，现在重新提出北伐和进军长江的主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必要的。”
他甚至乐观地预言道：“这次北伐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
从仓促入场，到赤字经营
加仑将军的北伐预言虽被历史证实为精准，但这个“精准”背后的事实，却是若干误差彼此干扰后的“负负得正”。
尽管两广在军事上已做好北伐准备，但在政治、经济及干部培养上，北伐的准备其实还远未完成。
一言以蔽之，北伐虽属必然，但爆发于1926年夏却纯系意外。
1926年3月，由于湖南军阀赵恒惕所部将领唐生智起兵驱赵，遂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先是向以湖南为禁脔的北方军阀吴佩孚，自鄂出兵南下干涉；继而幕后支持唐生智的广西李宗仁亦挥师北上援唐，双方激战于衡阳，又一次南北诸侯大交讧开始。
为避免孤立作战，李宗仁遂于5月10日亲至广州，拜会刚以“中山舰事件”夺取党、政、军操盘大权的蒋介石、张静江等粤方军政首脑，提出共同北伐案。正忙于整顿广东局面的蒋，对李之提议大为踌躇，称：“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
而客居广东的两支旧湘军谭延闿(第二军)、程潜(第六军)，更因于唐有私憾(此两军系遭唐驱逐出湘)，而极力反对这场客观救唐的北伐。
尽管心怀观望，但斯时多头共治之下，蒋校长尚无独裁之权。
由于另一大股东、身为粤军嫡系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对北伐极表支持，且桂军业已在衡阳大挫北军，眼见北军不堪一击，各方神圣也就不便再加反对。于是，以两广为首，滇、湘为佐的南方诸侯联盟，至此乃得统一意见，定计北伐。
因为定计仓促，且低估了战争的持续性，北伐军费准备极不充分———仅凭广东一省，要供养六个军七十一团、七八万人的日常开支，已需涸泽而渔，更遑论应付浩大的战时支出(李宗仁第七军所占据的广西原本贫瘠，又迭经大战，财政上甚至不敷自用，故不提也罢)。
尽管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号称南方第一财神，创造过两年内让政府税收增长七倍的传奇(1924年仅861万元，1925年1630万元，1926年更飙升至6903万元)，但毕竟人力有时而穷。此番宋绞尽脑汁包烟、包赌、滥发纸币外加开卖公债券，也仅为大军筹集了四个月的军费。
也即是说，从7月9日北伐军广州誓师出征，到9月初兵临武汉三镇时，北伐事业在财政上已甚感困难；而到10月10日攻克武昌城止，北伐军宿粮已尽，被迫进入赤字经营，经营风险顿时陡增。
各军中闹饷、兵变、纪律废弛的现象纷纷出现。在此局势下，主持北伐大局的蒋总司令雪片般飞来的告捷函，一转而变为要钱催命符———
9月16日，蒋总电宋部长：“此次战争，非延长到年终决不能了，故战费需续筹三个月，方无支绌之虞。前允大洋票，务须速寄，并须多汇现款。”
9月20日，因要钱不遂，蒋再电宋一文：“经济困难已极，大洋票及公债券何不整数寄来，必欲如此零星分寄，致不能有计划之使用，且失信用，岂兄至今未能深信，而必欲如此迟延耶？”
尽管蒋总语带威胁，但宋子文此刻连公债券都卖不出去了，哪里还搞得现钱来？
所以到9月30日，苦苦催钱无着的蒋，又于江西前线再促宋一电：“10月份饷，尚未汇到，在鄂各军，或可设法，而在赣之一、二、三、六、十四各军，分文无着。今日总部只存万元，而前方催以伙食急如星火，窘迫至此，无以为计，中正唯有引咎自裁，以谢将士而已！”(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至此，因为广东财政的脆弱，闹到它所供养的北伐军总司令寻死觅活，全军几近吃不起饭的地步。
此时的北伐军，已从最初的七个军十万人出头，发展到三十多个军两百余团数十万人的规模，每月仅薪饷伙食即需用现洋1000万，库券300万。而这场以统一全国为目标的战事，才不过刚刚进展到长江流域而已！
显而易见，要想继续“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北伐集团的经营者们就必须另辟新财源，以支持规模日渐扩大的战争局面。然而放眼斯时的中国，在财政上能与广东媲美的，也就只有即将落入北伐军之手的江浙而已。
融资对象日趋明朗，而且别无选择。
用金融术语讲，这就叫做“定向增发”———然而，面向新金主的大规模“定向增发”，必然导致企业原有大股东权益被稀释，进而造成经营思路的改变，以及人事架构上的重新洗牌。
江浙财团的恶意并购
汪精卫当初之所以敢于扶植蒋介石，即估摸准了老蒋对广东财政的依赖性———蒋可能成为不讲信义的兵痞，但在“粤人治粤”的大形势下，这个在广东讨饭吃的浙江人，绝难成为财政自给的军阀。
从北伐初期的运作情形来看，汪精卫预测大准。老广籍的财神爷宋子文，在北伐道上数次以断粮要挟蒋总司令，以至于蒋的经理处长徐桴不得不承认“我军命脉操于宋(子文)手”(1927年2月3日电)，劝蒋对宋暂且低头。
然而军事上的不断进展，逐渐使得广东佬挟银弹以令枪杆的基本前提，出现了偏差。
正当广东财政对战事的支持日趋不敷之时，1926年底北伐军抵定江西，通往江浙财富的大门顿时敞开——— 一个新的金主，陡然出现在北伐军面前。
作为当时中国金融资本之渊薮，江浙财阀集团以上海为大本营，宁波人为核心成员。身为国际金融集团远东分支，以金融巨头及产业资本家为主的江浙财团与英、美、法等老牌金融帝国联系紧密，而在制造业及物流贸易上则与近邻日本交往频繁。对于北伐集团所策划的国家统一，江浙财阀的支持态度毋庸置疑，但对于贯彻北伐集团经营理念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则又另当别论。其与影影绰绰紧随在北伐军身后的北极熊，在现实利益和社会理想上的冲突立场，压根是不可调和的。
既然如此，趁北伐集团陷入赤字经营之机，恶意收购其股权，进而篡改其经营理念的惯用伎俩，就成了江浙财团的上上策。
而北伐集团蒋总经理的浙江奉化籍，和其此前上海金融界的从业经历及人脉，更使这场恶意收购具有了内外勾结的可能。
于是，当蒋介石师次江西之时，江浙财团便先以黄郛(蒋之浙江同乡，留日同学)为说客先行入赣试探，继而上海商会主席虞洽卿(浙江慈溪人)及帮会头目黄金荣亦亲往南昌访蒋，进行深层会晤。
而蒋也随即以张群(祖籍浙江，蒋的留日同学)为私人代表驻沪报聘，双方在恶意并购问题上迅速找到了契合点。
1927年2月19日，白崇禧指挥的东路北伐军占领杭州，3月21日兵临上海城郊，市内工人组织第三次起义，白遂兵不血刃轻取上海；3月23日，程潜所率的江右军亦占领南京。
至此，江浙已基本为蒋介石所掌握———而程潜的江右军甫入南京城，便与英、美、法、日诸列强发生冲突(据诸多历史文件指认，此事件中苏联难逃幕后指使的嫌疑)，更使得列强及与其利益攸关的江浙财团深感芒刺在背。
江浙财团的恶意并购计划随即全面启动：(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蒋甫从南昌至沪，江浙财团便即援以300万元巨款；而负责整合江浙财政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至沪，却处处吃到闭门羹，分文讨要不着……
4月12日，蒋在沪、宁等地公开“清党”，以大屠杀的方式向江浙财团交出了“投名状”。4月18日，蒋在南京另立“中央”，将胡汉民推上前台做傀儡，以对抗操持武汉“中央”的汪精卫。
4月20日，江浙财团亦投桃报李，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支持蒋发行2000万元公债，并续垫临时借款，在经济上予蒋以全力援助。
从此，蒋乃得以从对广东的财政依赖中脱身出来，北伐董事会的紧箍咒彻底失效。
“四一二”之后，虽然北伐事业仍在继续，并最终以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宣告了全国的统一，但北伐集团的经营理念却因股东更换而遭到了彻底的改变———“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转变为外交上亲欧、美、日，经济上依赖江浙财团。
所以，尽管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但所谓“中央”只不过是从广东财阀的把持下，转移到了江浙财阀的手中———新的矛盾正在积累，一场纷争又即将在不同财阀所支持的军事集团之间展开，这就是“新军阀混战”。
而并不善战的蒋介石在这场纷争中，如何以诡谲的政治手腕全面确立自己军事强人的地位，请见下篇。
作者介绍
江上苇，名徐旭，天涯煮酒论史版版主，民间历史学者，著有《大帝国的涅槃》、《迷惘的诸侯——— 后辛亥时代的西南军阀》等书。 (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