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青
离开纽约，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大部队搭乘一辆大巴驶往波士顿。据说一路欢声笑语，企业家们或自觉或相互，抖出了几年乃至几十年前的诸多段子，信息的密度以及故事的冲击力可谓空前。旅途的终点是哈佛大学。他们前往参加的“哈佛中国论坛”在波士顿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中国风暴”。
就在企业家们一路热闹集体驶往波士顿的时候，我踏上了另外一程的旅途，前往新罕布什尔州（New Hempshire），参加“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举行的年会。年会有个炫目的主题——危机和重建：十字路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显然，这里将要讨论的核心和我在上期“西行漫记”中试图阐明的一个概念：“参数改变”有关。
凯恩斯旧话
和“哈佛中国论坛”满是中国面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布雷顿森林的会议是一场西方世界的聚会。虽然在每一场辩论中，在任何语境下，中国和新兴市场的崛起都被一再提及，但在200余人的参会者中，若不包括我，就仅有三个代表中国的面孔——余永定、沈联涛和乔伊德（上海改革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选择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酒店（Mount Washington Hotel）开年会，显然有着深厚的历史意味。1944年，那场著名的国际货币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当时44个国家的700多位代表彻夜激辩，最终建立了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今，当时签署协议的“金色之屋”（Gold Room）已成历史古迹，安静地端立在大堂一侧，观察着这个时代的人们在这里的豪言激辩，抑或是理性交锋。
史料和想象混杂一道的历史和现实交织，你会忍不住想问：我们这个时代会雕琢出自己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吗？在难以置信的空澈而清凉的空气中，你大抵会冷静自我作答：不太可能。而今世界经济的体量、利益的多元、庞大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巨量的全球资本流动，都极大地增加了达成全球一致的难度；而更重要的问题则是，我们有这个时代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吗？
在2008年的危机之后，开始有了一个有趣的说法——人人都是凯恩斯，意指危机后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的盛行，以及国家力量的加强。在新经济思维研究所这场年会上，凯恩斯的人气也很高，大家更多注目的是他为1944年会议准备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改革方案。尽管历经60余年，很多经济学家相信，这个方案在今天依旧值得参考。
简而言之，凯恩斯的清算联盟计划（Clearing Union Plan）和如今经济学家们讨论中的“国际货币体系理想模式”颇为接近：各国央行作为储蓄方联合组成国际清算银行（International Clearing Bank，ICB，即全球央行）；为了避免顺差积累外汇储备上升并导致全球失衡，持续顺差并持有外汇储备的一国（债权国）不允许对冲，其顺差将自动通过ICB转为提供给债务国的贷款安排，总体而言，顺差和逆差在清算银行的体系内自动抵消；同时，ICB以超主权货币（Bancor）计价，各国央行可用本币从ICB购买外汇，但需在配额（Index Quota）以下（过去五年贸易平衡平均值的一半）；各国货币汇率和Bancor挂钩，基本固定但可调整；而Bancor和黄金挂钩，但不兑换。凯恩斯的想法是逐渐脱离黄金的束缚（即通货紧缩的束缚），Bancor最终成为全球货币，通过逆周期的增加或减少配额，来保持全球经济的稳定。
这显然是一个精美的模型，也是站在国际地位日薄西山的英国立场上的方案，因此几乎没有悬念，当时贸易持续顺差、国际地位蒸蒸日上的美国当然不会接受，来自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怀特的方案最终获胜，其方案加上凯恩斯方案的某些元素构成了日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元确定为全球储备货币，美元和黄金挂钩且可兑换，而其他货币采取和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凯恩斯的全球央行（250亿美元初始资源）也变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仅在危机时才有所作为的缩略版（80亿美元初始资源）。
可以想见的未来是，由于所谓特里芬难题（Triffan Dilemma），美国的逆差不可持续，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坍塌，之后建立的牙买加体系（Jamaica Accord）为日后波澜不断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
“新经济思维”
只有回顾这段完整的历史，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凯恩斯这样的天才经济学家的思维缜密和体系的完整自洽。
这场年会当然不是为了仅仅“复古凯恩斯”，事实上，仅从沃尔克（Paul Volker）、布朗（Gordan Brown）、萨默斯（Larry Summers） 、索罗斯（George Soros）、特纳（Adair Turner）这些重量级的参会者名单看，年会的分量就已举足轻重。
不过，出于总想找到答案和解决方案的思维习惯，会议期间，我执著地问着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新经济思维？打破了理性预期、完全信息的机械框架，我们还有什么框架？我们还能创造什么框架？
这里要先来说说“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危机之后，经济学和金融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渐变得至高无上的理性预期学派（其认为市场经济会自我调整，而政府的货币及财政政策只会产生通货膨胀，注定以失败告终）。2010年，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一批经济学家，与央行决策者及国际机构共同成立了新经济思维研究所，首笔捐款来自索罗斯。为了打破理性预期学派垄断学术的局面，该研究所由理性预期学派以外的学术研究机构赞助。从其支持的研究项目，例如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根本不确定数学（Mathematics of Radical Uncertainty）、金融投资者心理分析等等，不难看出其打破垄断、鼓励新思维的初衷。
回到我前面提出的问题。显然，我对得到的答案不太满意，就准备问问研究所的CEO Robert Johnson, 他忙里忙外，但还是得空仔细解说道——“2008年，经济这艘大船触了礁，而航海图和经济发展的模板上面并没有标明礁石的所在，现在是绘制新图标的时候了。”我又追问，这个新图标以理论还是实践解决方案为主？答曰：皆有，鼓励激烈讨论。我再追问，激烈的讨论最终要产生一个新思维，那么这个新思维可能会是什么？我这个问题显然操之过急，Johnson只好答曰，我们需要打破局限，接受所有理论，并希望以此归纳出不同的结论，并创造观点的多样性。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答案。会议期间见到一位年轻人，他踌躇满志地和我说，金融学的基础理论之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存在一个致命的数学错误，他正在写这篇论文。后又偶遇沈联涛先生，他感慨道，会议打破了经济学界的僵化，思想被彻底解放了，非常难得。
两天信息密集的会议结束，我们从布雷顿森林赶往机场，在两个多小时的路途上，Project Synicate创始人、纽约大学教授Roman Frydman滔滔不绝，诉说了学术垄断禁锢思想的N个案例。Frydman教授送了我一本他的新书：《超越机械市场》（Beyond Mechanical Markets），他认为，理性预期和完美知识并不存在，他建立了一套非完美知识经济学（Imperfect Knowledge Economics）。
传统经济学假定人们是理性的，这两年非常流行的理论认为，人们未必理性，但依旧可以被预测，Frydman却干脆论述道，人们非但不理性，也不可预测。这显然预示了一个混乱而不再有规律的世界。
我深为此困扰，一直到了旅行的下一站华盛顿。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把这个困扰说给一位经济学家听，走过来的索罗斯凑巧听到，以一位智慧长者的面容宽解我道：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并不是这个极端或者那个极端。想到他的反射理论（Reflexivity Theory）无论如何总能解释这个复杂的世界，我释然了。
在所有这些复杂之上，参数改变的指向其实非常简单——世界世易时移，当年站在全球失衡两方的英国和美国，变成了如今的中国和美国。新的谈判机制能否建立新的参数？谁又是今天的凯恩斯和怀特？凯恩斯曾经论述过，我们无法创造更好的未来，并不在于缺乏新观点，而是由于无法抛弃和走出过去。智慧的他老人家太乐观，今天的我们也许两者皆缺。
（作者系本报副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