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中国早期电影史》涉及1906年到1937年的电影。书名为电影史，其实很少进入电影内部，而是对电影的周边环境进行叙述，力图将早期电影还原到整个社会氛围里面去。它其实是一本文化史、传播史，或早期电影的外部环境史。书的写法与过去的权威电影史不同，过去的著作更多描述政治史以及著名导演的创作，本书则“新潮”了许多，令人想起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不过，在那本当年非常流行的书里，电影在其中只占一章的篇幅，本书则以电影为主线。《中国早期电影史》并不避讳李欧梵的影响，其实是把李欧梵写作的年代（1930－1945）向上推，一直追溯到电影进入中国的那一年，即1906年，将李未讲述的年代进行了补充整理。
本书在写作方法上并不是首创。这是最近历史研究的一个总体倾向，就是更为微观地推敲当时当地之人的“生活质感”。堆积在历史角落里不被重视的材料也被看重，比如地方档案、个人日记、生活类出版物，都将得到细致地研究。而且它们经常停驻在历史上的某个时间段落内，做兴致勃勃的现场还原。这大概就是所谓微观史学的特征。文学手法的使用也很普遍。这些年，中国的读者把一些历史著作当成畅销书和小说来接受，过去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后来有史景迁的《王氏之死》（讲述古代山东一个农村妇女的生活经历），两本书都非常接近历史小说。其实《上海摩登》也是历史著作，它因为使用了散文笔法而获得读者的青睐，读者一般都忽略了，李欧梵其实是历史学家。它们都力图还原历史中个人的“生存感觉”。这样的写作看起来非常文学化，而作者在使用材料上却都很严谨，因此，方法本身就具有了充足的美学魅力：阅读它们，就如同观看一部古代的纪实电影。
《中国早期电影史》的作者是胡霁荣，她的研究还使用了一种“历史地理学”的办法。她留心于空间关系的描绘。比如她分析了上海虹口和福州路的繁荣具有怎样不同的文化内涵。对于空间关系和空间性存在，如对一座电影院建筑、一条电车路线的分析，其实是考验着写作者对于城市文化的感受力，这里面是有某种非常“摩登”的恋物癖心理存在的，但它却是比较有效的接近历史的路径。从学术的原创性上来说，其实一些电影史的教授，很早以前已经开始利用这种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上海电影史了，他们以上海的电影院为点，以几条大马路为线，甚至对明星居住的空间，也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撇开这些方法的问题，本书的内容到底能给予我们什么启示呢？
它使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尤其是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报刊报道，让我们具有了比较充分的现场感。感受尤其强烈的，是看到了电影如何在早期塑造着上海这个城市的性格发展。譬如本书第一章，讲到电影初到上海时，多是在徐园“又一村”这样的茶园、酒楼、戏院等传统娱乐场所放映，这样的放映空间里，观看者很难专注。1908年，上海有了第一家正式的影院。相对于戏院里多是熟人在一起边聊天边观看，电影院则是一个匿名场所，可以使观众与角色进行最为专注的交流。电影院还规定不准交头接耳，专注的集体观看同时也规范了中国人散乱的公共交往习惯。一种彼此尊重的安静的行为方式于是逐渐养成，而电影的内容则培养了上海市民一种世界性眼光……如此等等。
电影（这里指剧情片）塑造社会的能力，在1930年代以前，已经被许多人认识到，但似乎还不是普遍的共识。那时候国产电影质量低劣，豪华影院和具有良好品位的人群都付给了国外电影，尤其是美国电影。为了迎合这个低端市场，中国片商只好生产低俗的片子，中国电影于是越造越粗滥。30年代是中国电影迅速上升的时期，原因何在？左翼文人的加入是关键因素。20年代末到30年代，有两个现象最重要：左翼介入电影以及国民党审查制度的建立。两个现象其实都基于对电影社会功能的认识之上的，他们发现电影是意识的工具。之前，也有人呼吁民众多多关注国产片，但没用，因为美国电影在技术和叙事方面都更为优良。据说早期的上海市民，气喘吁吁地紧跟外国人带来的新生活方式，以“身体性”为重，而不具备清晰的民族意识。1930年代初，日本人入侵后，“身体的危险”发生了，于是有了反抗意识。30年代国产电影以反抗题材得到了市民的欢迎，借此东风，也有人开始呼吁国民党政府以行政力量减少美国电影的市场份额。中国电影的发展契机来了。左翼文人对这个契机的把握，最为得力。加上具有相对充足的文化储备，他们的到来使中国电影创作队伍有了素质上的改观。
这本早期电影史与李欧梵《上海摩登》里的电影讲述，在时间上有一个重叠时期：30年代。这个时期非常精彩，也充满了未解决的历史公案。因为这是中国电影艺术走向成熟的年代。夏衍是30年代左翼电影小组的组长，他是带领左翼介入中国电影的核心人物，我最近读了他的《懒寻旧梦录》，这是一本亲历者的历史回忆录。《上海摩登》里也使用了此书的资料，但是对于材料的意义阐释，却与原书中的方向不一致。《上海摩登》显然是一个偏右派者的观点，他更强调非左翼的力量在电影中的作用，要对某些“共产党历史家”的学术观点进行纠正。不过他把导演才华很高的吴永刚、卜万苍完全排除在左翼力量外，其实是不准确的。而在《中国早期电影史》这本书中，很难看出作者的政治倾向，但是能隐约感受到它是认同左翼以电影干预社会的创作宗旨的。
在对《旧梦录》和《早期电影史》的阅读里，笔者感受最深的，正是左翼电影介入社会的方法和效果。如今，当代艺术都热烈地追求介入社会，而追溯历史，我们从当年的左翼文化活动中看到一次最有效的介入，其中甚至可以总结出一个“左翼电影模式”来。左翼力量在30年代初进入电影圈的经历，让我大开眼界。他们是有组织、有强烈目的性地进入电影界的，在电影公司内，他们都是“卧底”。当时外敌来侵，明星电影公司制作的《啼笑姻缘》亏损，商人们发现国人的观赏趣味已经转向，于是寻求左翼帮忙写剧本以解脱困境。夏衍等人乃有机会进入电影公司。他们掩盖自己的身份，并接受瞿秋白的指示，谨慎地把左翼思想向剧本中渗透。他们也利用了资本家趋利的本性，因为老板发现加入左翼元素后，电影更能赢得观众，于是跟左翼影人说，可以适当的添加这些东西，只要别“太刺眼”，必要的时候公司可以去“烧点香”（贿赂审查官）。1933年底，由于左翼的行动过快，在作品中添加了过多阶级革命的内容，上海国民党因此组成了“铲共同志会”，还砸烂了一个电影公司。据夏衍回忆，此时明星公司送给国民党文化官员潘公展一批“干股”，因此得以解脱。
当左翼的身份暴露，电影审查加紧，左翼于是转向报刊杂志做努力，左翼影评是其努力的重要内容。其实从1932年上半年开始，左翼就巧用“报纸的一角”，鼓吹电影中左翼的价值。据说他们利用社会关系，很快将上海大部分重要报纸的副刊都占据了。他们不仅仅是某些版面的主要撰稿人，有的直接当上了副刊的主编。多年以后，夏衍认为在那段时间里，做的最成功的事就是推动了左翼影评。这就等于在国民党管辖的报纸上建立了一套电影的评价系统，牵引了中国电影的走向。左翼的介入使中国电影改变了叙事方式。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左翼电影和影评成功塑造了观众对于上海这个城市的批判性视角。它们让人们认识到，在上海，中国人不具有主体性。左翼电影使上海在某些时髦杂志中呈现的生活化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富有意识形态焦虑的形象，这形象是负面的，它使观众深感现实有变革的必要。
在观看30年代老电影的时候，我发现了左翼电影的叙事、思想与90年代后中国独立电影之间的某些相似性。比如1934年的《桃李劫》（其主演袁牧之和陈波儿后来成为电影部门的主要领导），那种讲述“反义社会”的方式，与今天一些独立导演的电影思路十分接近。独立电影到了新千年后，更加注重介入社会，尤其独立纪录片，直接参与社会的意愿更迫切。但是中国艺术家介入社会，多是借鉴外国的艺术经验和精神资源，很少留心30年代的“左翼电影模式”。这里提到所谓“模式”，它指一种可以被借鉴的成功经验，那是解决特定问题的可行且可复制的综合性方案。在现在的中国电影界，独立电影其实已经有过很多模式，在僵化的体制之外找到了独立表达的成功的办法。比如90年代有“贾樟柯模式”，他的低成本、地方性表达成为新一代独立青年导演的重要参照，后来有“娄烨模式”——人到中年后仍然坚持独立的精神，竟然找到了一种工作方式，实现了艺术理想而仍然可以获得资金的支持……当然，这些模式都不是直接介入社会的例子。而对于直接介入社会的某些纪录片活动，左翼电影模式对它们有什么启发呢？
在工作方式上，它的启发有限，但是，当我们知道中国的电影曾有过成功干预社会的历史，我们于是有了一个可以今昔比照从而为今天寻求自觉的可贵的参考系。今昔之不同在于，30年代的电影人有着严密的团体规定，个体服从于集体的主体性。他们担负的“政治使命”成为制作电影时的一个重要的负担。今天的独立电影人个人性与主体性更饱满，他以自己的个体性（而非集体性、党团性）存在作为创作的基础，以切身体会作为创作的主要源泉。它们都讲“政治性”，但今天独立电影的政治往往不是政权性的政治，而是泛指存在于公共空间的一切交往活动，而过去的政治是与政权有紧密关系的。今天的介入型艺术更具有一种对话的性质，因为整个社会局面已经改变，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已被法律框架内小规模维权运动所代替。中国介入型纪录片就可以看作这个公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暗藏着、潜伏着，而是直接的展示自己。在多年的努力下，一些知识分子通过影像制作，找到了一个介入社会的有效方法，它们因此可以称为一种模式，比如“艾未未影像模式”、“艾晓明影像模式”。它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企图，往往只是在社会局部推行一种真实的调查，呼吁和实践一种最基本的社会道德：活在真实中。他们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作品的社会效果。这些模式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中国经验。
阅读早期的电影历史，我总是在寻找它的当代价值和当代意义。最让人惊奇的，也许是看到人心、人情的连续性和相似性，看到历史的轮回。当然，今天的电影与过去的不同还是非常明显的。在今天，视觉媒介对人类生活实行了无所不在的包围，其感染、渗透的方式，也更为混杂，影像塑造社会的活动轨迹变得更加诡谲多变，分析的难度因此也就更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