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羚
第一财经日报：您曾经估算过1900~2000年间的中国“失踪女性”数量，过去十年间这一数量大约是多少？出生性别比现在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李树茁：2000年到2010年失踪女性的数量因为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还没有公布具体的分年龄分性别数据，现在还没来得及推算。但是从已经公布的数据，比如2010年的出生性别比是118.06，从这个数据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基本的判断。
总体来看，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没有发生趋势性或者转折性变化，仍然在较高的水平上波动。从2000年以来就在120左右波动，比较稳定。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势头。最近两三年，全国和个别地区的出生性别比略有下降。
从全国来看，2010年是118.06，这个比2009年的119.45还是下降的。从个别省份透露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有的过去出生性别比比较高的省份出现较明显的下降。比如江西省从2005年的137降到2010年的122，广东省从130降到113。这个降低还是比较明显的。
日报：过去十年出生性别比一直在120左右徘徊，这是不是说明，政府针对性别失衡的治理措施效果并不明显？
李树茁：现在还难以作出回答。因为出生性别比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有四个因素同时在起作用，一个是文化，传统的父系制度的影响、养儿防老的观念等；第二个是发展，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教育的普及和提升，观念和文化都会改变；第三个是治理，适当的公共政策可以使得出生性别比趋向平衡；第四个就是生育水平，低生育率下人们更可能采取性别选择的做法。
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综合地、长期地来解决。我感觉对于这个问题既不能太乐观也不能太悲观。现在与十年前相比，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重视都有了很大提高，像“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些都是充分考虑到性别失衡的问题。
另外一点，大家也不要忽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我调配机制，每个个体都会根据情况变化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当然这不是说不需要公共政策，合适有效的公共政策比如社保体系的完善等等会促进这个问题解决。
日报：我采访了一家乡镇的幼儿园，160个小孩中间只有60个是女孩。而我家小区的幼儿园，200个小孩中男女差不多是数量相同。从个案角度怎么来看性别失衡的表现？
李树茁：你说的这两个幼儿园应该是个案。不过确实，中国的性别失衡问题有很强的地域性。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浙江、山东等沿海地区出生性别比较高，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慢慢下降了一些。但山西、安徽、河南、江西等省份又比较高。总的来说，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汉文化发达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些。
过去还有一个特点，城市的出生性别比低于农村。但是过去十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由于人口流动等原因，现在城市的出生性别比也提高了，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出生性别比都比较高。
日报：中国的性别失衡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处于什么水平？是最严重的吗？
李树茁：出生性别比问题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尤其是亚洲，还比较普遍。但是像中国这样，影响人口之多、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日报：从您了解的情况，国际上在解决性别失衡上有没有可以供中国借鉴的经验？
李树茁：可以借鉴的还是比较多。比如韩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它的出生性别比比中国还高，但是前几年已经接近正常，大概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回归正常的过程。韩国的许多公共政策比较到位，比如在性别平等领域力度非常大。他们废除了过去的长子继承制，还设立了性别平等促进部，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
印度这几年出生性别比也在下降。他们90年代就出台了一个法律，规定为性别选择做胎儿鉴定的医生是犯罪。中国现在对这种行为还没有上升到刑事高度。
印度还有一个做法，就是给生女孩的家庭设立一笔基金，从0岁一直发到18岁，这个对生女孩的家庭是个很大的扶助。
最重要的一点，无论韩国还是印度，一个共同点是全社会积极参与，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中国还缺乏社会力量的参与，这一点很关键。
日报：低生育率助推了出生性别比的偏高，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出来之后，许多人口学家建议，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加以调整。您有什么看法？
李树茁：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30年，考虑到目前生育率确实很低，我也赞同要适度放松生育限制。当然，这必须是在合理范围内的逐步放松，必须是有序的、可控的。但同时我想强调的是，人口政策并不仅仅是生育政策，这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人口的许多方面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应该综合考虑人口政策的完善。
过去三十年，人口的发展是围绕经济社会的需要来变化，将来，就要改变成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围绕人的需要来变化。所以有必要把视野放得更广阔些，要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和预备，比如未来可能面临劳动人口短缺，那么就要充分考虑移民政策的完善等等，这些工作都要提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