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
1995年，日本NHK在广场协议签订10年之后采访了里根政府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舒尔茨很不高兴地说：“广场协议除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之外什么都不是，贝克干的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
这个“贝克”就是詹姆斯·贝克。里根第一任期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第二任期时的财政部长，后来的乔治·布什政权的国务卿。
不管是赞美还是批判，广场协议的当事人几乎都对广场协议进行过评论，唯有詹姆斯·贝克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人知道他在事后到底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大作的。
实际上这种沉默本身应该就已经表明了詹姆斯·贝克的看法。他应该是在后悔，因为广场协议当然把日本带入了一条长长的看不见出口的隧道，但美国本身也因为采取了那种不解决根本问题的轻率短视的做法而走向了金融危机。
美国、日本、当时的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参加广场协议谈判的国家中没有人从广场协议中得到过好处，唯一从广场协议中得到巨大恩惠的反而是根本就没有参加那次会议，而且是被美国视做潜在对手的中国。在当时的美国里根政府中，以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为首的那部分人不去追究本国产业缺乏竞争力的真正原因，而是简单地认为美国出现财政赤字是因为美元汇率被不正当地高估了，以及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国内需求被不正当地抑制了，于是便借助美国对日本和盟国的绝对政治影响，联合英法来逼迫日本和联邦德国协助扭转美元对盟国货币的汇率。
美国人的努力成功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广场协议发布后的半年里从260：1飙升到了130：1，涨幅达到了100%，日本的对美出口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美国在短时间内也确实减少了对外贸易的赤字。
广场协议的来龙去脉及其影响我在这里不展开讨论，只想简单说一下日本制造业在日元飞速升值时的对策。
广场协议签署10年后的1995年，从账面来看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上升幅度接近一倍，但是考虑到日元汇率已经上升了一倍以上这个事实，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额实际上几乎维持不变。那么，是不是美国人的努力成功了呢？
没有，美国经济的本质没有丝毫的改变。而日本只是把原来在日本国内生产的产品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一来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减少生产成本，二来可以减少对美国的直接产品出口从而不去触怒美国国会内根深蒂固的贸易保护思潮。因为在国际贸易中进出口的计算只是根据产品的最后生产或组装地，而不是根据生产该产品所获利润的最后流入地。比如在中国生产的松下电视机在出口美国时被计入中国对美出口的数额，而和松下公司是一个日本公司，利润最后流入日本这个事实无关。
这样就出现了日本对外投资的急剧上升，尤其是日本制造业对东盟国家和中国转移。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JTRO）在2000年对在东盟国家有投资的977家日本制造业企业的调查，70%以上的企业是从1986年以后开始对东盟国家投资的，而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由于东南亚缺乏日本人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日本对东盟国家没有大规模的投资项目，而一些由政府掌管的援助项目，投资总额也一直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
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对象一直是偏向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广场协议以后日本企业产业转移的首选目的地还是这两个地区。但是美国人对于这两个地区监视得很紧，因为这两个地区当时已经有成为第二第三个日本的趋势，对美出口已经达到了让美国人不安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贸易振兴会曾经专门向日本企业发出呼吁让它们不要去韩国或中国台湾。那么，日本企业转移的目的地就只剩下了东盟和中国内地了。
俞天任，马甲为“冰冷雨天”，江西长大的上海人，现于东瀛打工谋生。生平喜欢侃大山、打八卦，操心与己毫无关系的闲事。专著《冰眼看日本》、《浩瀚大洋是赌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