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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圣刚专栏 之 家族企业的明清两淮盐商样本 2
从兴盛到衰败，明清两淮盐商展示了家族企业的一段时代群体样本。
在两淮盐商走向兴盛发达的道路上，他们与宗族、商帮、家国这三类组织的良好互动是这一群体无往而不利的最重要保障。不过，这仅是一幕戏剧的上半场。而两淮盐商的下半场戏，却是盛极转衰、凄惶谢幕。
事实上，盐商走完从兴起到衰败的全过程仅需两三代人，只有极少数家族能维持五代以上的繁荣，但最终也是逐渐陷入困败之境：金银散尽，园林易主，甚者不免于饥寒。那么，是谁导演了这充满悲剧色彩的下半场？
我们将会发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宿命在两淮盐商身上得以验证——— 曾经支撑他们获得成功的宗族、商帮、家国等组织纷纷失效，反而成为束缚他们进一步成长或持续繁荣的巨大阻碍。在此过程中，两淮盐商与各类组织的互动关系全面“恶化”：宗族成员之间无法化解的矛盾和继承危机，与商帮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对家国层面疲于奔命的迎合。随着上述紧张关系加剧到两淮盐商不可承受的地步，各类组织从失效转为失控，那些煊赫一时的盐商家族也就最终迎来破败衰亡的结局。
对于苦苦谋求基业常青的现代家族企业来说，盐商家族这一群体样本的破败历程及其根源，值得反思借鉴。
宗族：无法化解的继承危机
宗族曾为两淮盐商的成长提供最为坚定的支持，然而，随着家业的扩大和家族成员的增加，一些不容回避的矛盾如陶瓷表面的裂纹一般慢慢出现，逐渐扩大，直到彻底瓦解盐商赖以生存和成长的基础。
这种矛盾首先表现在家族成员对商业道路的普遍背弃上。《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何炳棣著、巫仁恕译)一文曾总结指出，“我们可以保守地说，平均商人家庭经过二代或三代之后，即非原先同样的社会身份。事业上几乎当盐商家庭达到小康时，年轻的成员就被鼓励从事学术方面，最终是从政，结果使得商人家庭的商人成分愈来愈淡。”根据对扬州300余盐商家族1646年—1802年间的统计，总计出了139名进士，208名举人。此外，没有考取功名的盐商后代中则有180人选择捐钱获得荣誉官职的道路。
两淮盐商的后代普遍以近乎狂热的态度努力挤入官场，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在各级官员面前，盐商仍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再多的钱也换不来足够高的社会地位，这正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事实上，如果不能跻身为官府成员的话，盐商后代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成为“名士”群体中的一员。为此，他们努力学习吟诗作画，拼命附庸风雅。文化史上由此多出很多才华横溢的诗人、学者和画家。他们的热情当中固然包含着热爱艺术的成分，但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拥有万贯家财的盐商在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方面仍无法与名士比肩。
两淮盐商的后代纷纷转向仕途和文化事业，正如他们的前辈选择盐业一样，都是攀登社会更高阶梯的理性选择。问题在于，大批优秀人才摆脱商人身份之后，盐商家族往往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不去做官或做艺术家的继承人往往是只懂挥霍的薄劣子弟，他们更擅长于败家而非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对两淮盐商的奢侈放纵生活，雍正甚至特意下诏给各级官员，要求予以规范：“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妓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各处盐商皆然，而淮盐为尤甚。”雍正想不到的是，在商人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途径非常有限的背景下，这些没有能力考取功名或从事文化事业的盐商“富二代”们，选择以奢侈纵欲的方式获得心理补偿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当奢侈享乐成为盐商后代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自然丧失了前辈创业时期“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的锐气和进取心，而“藉父兄余业，未几而贫乏不振，甚至不自存者”就成为众多盐商家庭的共同结局。
《履园丛话》曾记载，扬州著名园林“双桐书屋”一开始属于“王氏旧园”，不久为“关中张氏”所得，张氏扩建修筑之后，“亭中四望，则修桐百尺，清水一池，曲径长廊，奇花异卉，真城市中山林也”。三十余年后，园林又易主人，变得“亭台萧瑟，草木荒芜”了。数十年间，一座园林三易主人，足见两淮盐商家族升沉荣辱变化的剧烈，而在这种剧变背后，则隐藏着盐商家族的继承危机。
商帮：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
商帮也曾为两淮盐商的成长和繁荣提供重要的帮助，然而，当这一组织展现负面影响之时，伤害往往更甚。
首先，两淮盐商基于乡谊自发结成的商帮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地域性商帮的竞争和挑战，而不同商帮之间竞争所造成的势力消长将直接影响到盐商个体的兴衰。最初，扬州势力最大的客籍盐商群体是陕西富商，他们在明末一度达到数百人；山西籍商人在明代也曾盛极一时，为防备倭寇入侵曾组织起几千人的队伍，几乎全由本省子弟构成。不过，清代中期，徽商已经在两淮地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在光绪时期的《两淮盐法志·列传》中，徽州籍大盐商有60人，而陕西籍、山西籍各只有10人。
商帮势力的此消彼长，也可以视为某一盐商家族兴衰荣辱的重要观察坐标。这是因为，很多盐商对区域性商帮极为认同，形成了事实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一个商帮的衰落，往往意味着来自同一地区的一批盐商集体受损。随着陕西、山西商帮的式微，来自这两个地区的盐商也基本在扬州绝迹；而江西会馆、湖北会馆的兴建，则意味着来自江西、湖北地区的盐商开创出新的繁荣。
其次，两淮盐商的行业协会性质的商帮内部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利益之争，直接影响到盐商的正常经营秩序。例如，两淮盐商的总商握有“凡盐事之消长盈缩，以至于公私百役，巨细无不当问”的重任，形成了凌驾于众盐商之上的特殊权力，尽管总商中不乏“公正醇谨”之辈，但借权势盘剥其他盐商的人也屡见不鲜。毕竟，两淮盐商总商设立之初就有24员之多，后来更多至30名、40名，在巨大利益面前，在缺乏必要监管的情形下，很难保证这些总商全部大公无私。
实际上，总商专权跋扈、盘剥众盐商的现存资料并不罕见。他们对后者经常持“嬉笑而呼叱之”的居高临下态度，而“借端多派，鱼肉众商”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例如，普通盐商如要运盐到外部地区销售，必须得到总商的批准。为此，总商在正常的批文之外，设立私票，强迫众盐商购买。“凡过坝开船，有私票者，立刻放行，无者不准过坝”。这无疑大大加重了盐商的经营成本。
此外，同属于商帮之内的总商和普通盐商还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例如，道光年间，陶澍在淮北实施“票盐法”改革，废止行之数百年的盐引制度。在变革前夕，早得到内幕消息的某总商迅速把所有盐引转手卖出，毫发无损；而众多普通盐商则只能毫无准备地迎接改革的打击，其中很多人为此付出破产的代价。
家国：疲于奔命的无奈迎合
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曾是两淮盐商得以迅速扩张和繁盛的一大保障，但其对盐商而言也是一柄寒光闪闪的“双刃剑”———当它的负面效应不断放大，盐商的繁荣之路也将随之掉头向下。
以康熙、乾隆的南巡为例，这固然是让盐商倍感荣幸的事，但也渐渐成为他们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康熙的六次南巡，每次动辄经历100天左右，其间的巨大花费基本来自两淮盐商。康熙最后一次南巡之后，两淮盐商的亏空已达300万两之多。这正是兼任两淮盐务的李煦、曹寅等人极力盘剥盐商的结果。
乾隆南巡时的花费更为浩大。以第六次南巡为例，乾隆一行刚到达山东泰安，两淮盐政伊龄阿就上奏表示：“据淮南北商人江广达等呈称，恭逢翠华南幸六举时巡，商等情愿公捐银一百万两以备赏赐之用。”乾隆高兴地答复道，“让他们不必再经伊龄阿转奏，直接到山东泰安来当面上奏。”
这位带头捐献一百万两银子的江广达即时任两淮总商的江春。据统计，仅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九年，江春带领两淮盐商自愿“报效”的银子就超过1100万两，这还不包括其他难以数计的花费。
例如，乾隆在扬州停留时，江春负责一切接待。某日，乾隆到大虹园游览，在一处景点对左右说：“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塔耳。”江春听完，立即用万两白银贿赂乾隆的近侍，拿到琼岛塔的图案。接着，以重金招募工匠、采购材料，用一夜时间建成一座新塔。次日，乾隆又到园中游览，看见巍然屹立的新塔，大感奇怪，还以为是假的。靠近之后，发现果然是砖石所造。他询问得知事情经过之后，感叹道：“盐商之财力伟哉！”
类似这样花费巨大以博皇帝一时欢心的事，两淮盐商不知做了多少。这当然是“自愿”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均处弱势的盐商，迫切需要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肯定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们维系繁荣的最大保障。可是，当他们不得已的取悦行为超出了自身承受范围，反而会提前陷入破败的局面。
以江春为例，他固然赢得了皇帝的赞赏，还被特邀入京参加“千叟宴”，头顶着“布衣上交天子”的光环，但无休止的迎合让他入不敷出，“家业消乏”。乾隆曾特意分两次借给他55万两银子以救急。然而，这并未使江春重振家业。江春一死，巨大的亏空随即暴露出来。为偿还债务，他的所有家产包括“康山草堂”全部没收入官。这个曾煊赫五代的盐商家族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实际上，两淮盐商所要承担重负的不仅仅限于对皇帝的百般迎合。各级地方官员也将他们视为待宰的肥羊，“官无论大小，职无论文武，皆视为利薮，照引分肥。”商人最怕打官司，因为“设遇家庭交际之间偶有小嫌，一涉衙门，必致借端勒诈”。在这种情形下，商人只能花钱买平安，对各级官员名目繁多的“程仪”、“规礼”、“别敬”等索求如数奉上。
欲壑难填，在这些永无休止的需求面前，盐商再雄厚的财力也难以承担。一开始，财大气粗的盐商信心满满地认为用钱可以迎合和搞定一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愈加捉襟见肘，而事情也逐渐失去控制。
破败：难以逃脱的轮回宿命
通常，盐商走完从兴起到衰败的全过程仅需两三代人，只有极少数家族能维持五代以上的繁荣。当盐商在宗族、商帮、家国等组织的协助下攀爬到事业顶峰之后，转眼就会发现这些组织又对自己构成了重重压力，并无法抗拒地走向衰退破败。
如广东盐商潘德畲曾豪富一时，建有名为“海山仙馆”的潘园。到他儿子潘仕成继承家产后，“奢汰愈甚，同治季年亏公帑三百万，没产入官”。潘园由南海县收管。由于此园价格高昂，一时不能卖掉，当地官员就采用卖彩票的方式出售。共卖出三万条彩券，每条银币三角。开彩之后，香山的一位小学老师中彩，得到潘园。这个人骤然得到巨产，“恣意嫖赌，全园不能即鬻，则零碎拆售”。不久，这位中彩者也穷困潦倒而死。类似广东潘园这样的迅速衰败景象在两淮乃至全国盐商那里同样一再上演。
又如两淮盐商中赫赫有名的亢氏家族，到第五代亢其宗时，也经历了不可逆转的大溃败。据《虞初广志》记载，乾隆为弥补征战和大兴土木带来的国库亏空，盯上了累世富厚的亢氏家族。他说：“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盐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于是任命亢其宗为负责河工、盐务的官员。亢其宗上任之后，才发现前任留下了巨大的亏空，但也没有办法。不久，乾隆下令“籍没其家”以填补亏空。
再如从明末清初就经营盐业的程家，到第五代程晋芳时也终结了上百年的繁盛局面。程晋芳本人对文化事业极为热心，建造了藏书5万卷的图书馆，召集四方学者日夜讨论学术，写下了数百卷的著作。与此同时，他将家业交给仆人打理。结果，仆人的偷窃和贪污导致程家亏损累累。程晋芳晚年为了躲债，不得不逃到陕西投奔学者毕沅。他死的时候，已经一贫如洗，诗人袁枚为此烧掉了程晋芳的五千两借据。
这些大大小小的盐商家族，无论如何辗转腾挪，终究难以逃脱“盛极而衰”的宿命，他们在与宗族、商帮、家国的组织互动中走完一个由盛及衰的轮回，空留一段繁华旧梦。
作者介绍
张圣刚，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目前在国有电力行业从事企业文化工作。雅爱书史，神交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