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江上苇，名徐旭，天涯煮酒论史版版主，民间历史学者，著有《大帝国的涅槃》、《迷惘的诸侯——— 后辛亥时代的西南军阀》等书。
公元1627年，年轻的天启皇帝驾崩。他的弟弟，更年轻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
由帝国最优秀的书呆子所组成的廷臣集团，对此次帝位的更迭一度欢呼雀跃———可不是么，新皇帝甫一登基，便除掉了此前七年中，让书呆子们恨得牙痒痒的魏忠贤阉党集团！而且，新皇帝还对书呆子们表现出了高规格的尊敬和礼遇呢！
然而严酷的事实证明，这群状元榜眼探花进士出身的帝国职业经理人们，委实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对政敌的垮台是如此的幸灾乐祸，以至于完全忽略了自身即将面对的危险———这个连亲近宦官都信不过，一意揽权却又从不肯为自己的失算负责的皇帝，对书呆子们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于是，等着这帮书呆子的，便是一场彻底的悲剧：崇祯朝十七年间，五十位内阁大学士走马灯式地更替，以及纷纷落地的人头。———通计大明两百七十六年，入阁辅臣总计才一百七十多人，崇祯一朝居然在十七年内一口气折腾了近三分之一。
被诛杀的倒霉蛋共计有：首辅二人(大明总共才杀了三位首辅，崇祯朝就占了三分之二)，刑部尚书一人，兵部尚书一人，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而以上统计中，尚不包括孙传庭、卢象升、杨嗣昌、洪承畴这些被皇帝的瞎指挥或淫威恐吓间接葬送掉的干员能臣。
以这样一种依靠不断试错(而且皇帝还不肯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任何教训)来寻找帝国出路的办法，大明朝到底有多雄厚的人才底子，能经得起崇祯这样的斫伤？历史，从来都是最冷酷但公正的裁判。
大明朝的人才产量与储备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按照大明朝的人才产量及储备情况。
大明享国276年，累计开科89场，共取进士24594人(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平均每科(也即是说每三年)才能产出状元、榜眼、探花各一人，即所谓“进士及第”的头甲三人———这三位是可以直入翰林院做修撰(状元专享，从六品)、编修(榜眼和探花，正七品)的主儿；次一等的二甲若干名，即所谓“进士出身”；再次一等的三甲若干名，即所谓“同进士出身”。以上三项累加，平均每科获取进士资格者不过两百七十余人。
由于大明公司对高管的文凭资质一贯穷讲究，即便是进士，也不见得个个都能跻身高层———自英宗以后，朝廷已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甚至“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故进士必须还得“混过”翰林院后，才有资格成为大明公司的高管。
那怎么叫做“混过”翰林院呢？除去头甲的三位极品书呆子有资格直升翰林院任职外，其他进士至少要有个入选翰林院做庶吉士(即翰林院深造生)的资历，才好谈“更高的追求”——— 不过入选庶吉士也不容易。
庶吉士最初是隔一秋选一次，以后或者三科并选，或者数科不选，甚至有九科不选的。进士们即便有幸被选为庶吉士，也还得在三年学习后接受另一场考核，合格的才能留馆做翰林。
这样挑三拣四地淘汰筛选下来，再加上生老病死丁忧致仕等人事代谢，违规被黜、屡次考察劣等宦海淘汰，每科两百七十余名进士中，最终能有机会入内阁做高管的，也就寥寥无几了。
从这套严苛的人才选拔储备制度看，凡大明朝有幸入阁的“相爷”，即便不是顶有能耐的治国之能臣，至少也不会是废柴啊！然而这五十位顶尖的帝国职业经理人，怎么愣是把好好一个大明公司给弄没了呢？那还得看看他们的董事长是谁！过于频繁地更换经理人，导致正常的人才生产线入不敷出，只好粗制滥造———到崇祯朝中后期，连非翰林也拖去入阁了。
功利主义下的“试错法”
对崇祯这位大明公司最后一任董事长，敬业、勤俭、节欲、重名，有极强的岗位危机感和个人荣誉感，缺点是猜疑、寡恩、好推卸责任。急躁刚愎的个性特点，以及毫无治国经验的履历缺陷，注定了这位强势董事长偏爱用“试错法”，去解决帝国所面对的一系列棘手问题，且极易被舆论所左右，摇摆不定，乱抱佛脚。
嘉靖以降万历之前，大明国祚相对平顺。以内阁为首的廷臣集团和司礼监为首的阉党集团，逐渐形成相对平衡的二元制权力架构模式，皇帝既无必要，亦无专责去亲“试”那亡国之“错”。但从万历初年起，因张居正为便于推行改革，以权变手腕将司礼监摈除于核心权力之外，再加之皇帝怠工，所以竟造成了内阁专擅独大数十年的局面。
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内阁治国本较皇帝亲政更为专业合理，可偏偏大明朝却历来没有尊重相权的传统(洪武爷可是曾明令废相的)———更何况，这帮靠历史机遇偶然出头的书呆子，还专好成天不务正业地干涉皇帝家务事，尽给人添堵呢！
所以万历、泰昌两帝于1620年夏秋间相继驾崩后，廷臣就“三大案”所发出的一片聒噪声，给在惶恐中登基的天启皇帝留下了沉重的心理阴影。故他上台后，即以全力支持亲近宦官魏忠贤阉党集团上位，藉以牵制廷臣集团。此举让早已习惯了独揽朝纲的书呆子们深感不满，遂利用己方把持舆论风评之优势，大肆引导和制造舆论诋毁新进政敌魏氏阉党。
尽管天启对诋毁魏公公的舆论始终充耳不闻，但最终的事实证明，书呆子们至少靠舆论战取得了部分胜利。且这些舆论成功影响了下一任皇帝：缺乏政治经验且又勤于折腾的崇祯——— 颇重视舆论的崇祯，甫一登基便以坊间风评为是非依据，以冷酷寡恩的手段铲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帝国的二元政治既已去其一，接下来年轻的皇帝自也就别无选择，只好向廷臣集团进行慷慨的信任许诺了。
然而皇帝又是吝啬的。在他所有慷慨大度的承诺背后，都有一系列急功近利、常常还是不切实际的绩效目标———皇帝的承诺越是慷慨，廷臣们完不成绩效目标时所遭到的惩罚就越是严厉，且皇帝从不承认自己定的目标太高，总是归咎于廷臣的能力或是态度有问题。于是大明公司的人事变动最终就被简化为单一的循环换人试错法：能力有问题者废黜，态度有问题者诛杀。大有翰林脑袋砍不净，明年春风吹又生之势。
终其十七年勤恳的政治生涯，崇祯一直在用这种冷酷无情的“试错”法，苦苦寻觅支撑大明江山的救世神仙。那些不幸被皇帝当做“神仙”供奉起来，或根本就是冒充“神仙”的主儿，结局自然就不甚乐观了：
崇祯元年，袁崇焕慨然许以五年平辽，皇帝大喜，授以蓟辽督师，赐尚方宝剑。然不到两年，皇帝便因后金军队绕道入关侵掠京师，以“寸磔”杀袁崇焕；
崇祯十四年，深受皇帝信任、几乎以“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滋平流贼叛乱的“影子首辅”杨嗣昌，因督师过程中失陷亲藩，恐遭皇帝清算，惶恐自尽；
崇祯十五年元旦，被工作压力摧残得几乎抓狂的皇帝，竟亲向首辅周延儒作揖，称：“朕以天下听先生！”不过这位曾连中两元的前状元公周首辅，还没为这无上殊荣高兴几天，便因堵击入关清兵不力，被废黜赐死……
不单在用人上，在宗教信仰上，崇祯也显示了极端的功利主义和不宽容精神——— 他曾是不虔诚的佛教徒，后来变成不虔诚的道教徒，再往后又一度信仰天主教，甚至还敬奉过关公，如此频繁更换信仰，也都是因为“所求不遂”。
由此，崇祯一朝越是往后，害怕被当做下一位“救世神仙”的众臣工们，便越是收敛羽毛——— 生于斯朝，逢此圣主，谁敢神仙？
黑锅你背，上吊我来
除了任用干部轻忽，急于求成，动辄严咎外，崇祯董事长还有个要命的毛病，就是沽名钓誉不肯担责任。
崇祯十四年，督师洪承畴率十三万明军与皇太极决战于松山，因崇祯一再催战，力主持重的老洪被迫冒进，结果愣是把一盘好棋下得大败亏输，老洪本人也经历了从帝国守护者向帝国颠覆者转变的痛苦历程。
鉴于翻盘无望，内外交困，主管战争业务的兵部扛不住了，向崇祯董事长请示，是否可以接受皇太极已提了多年的和谈建议(本钱短少的满洲，早已不想和大明玩这种输一次就有亡国灭种之厄的轮盘赌游戏了———至于后来天上掉馅饼，这是皇太极之世还猜不到的)。崇祯难得一次肯从实际出发，告诉兵部尚书陈新甲：“可款则款，卿其便宜行事。”和谈朕是同意的，你们大胆放手办罢！
然而由于消息泄露，满脑子天朝尊严、只认得秦桧岳飞两张脸谱的大明舆论界群情激奋，主持此事的陈新甲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眼看舆论沸腾，崇祯就不肯承认自己也同意和议了，改而装模作样去问首辅周延儒咱们是不是该和。周亦滑头，顾左右而言他，“终不对”。崇祯只好将责任全数推给陈新甲，命逮捕下狱，以“失陷城寨罪”判处死刑。
周延儒委婉质疑这一处分不当：这还没敌人攻城，咱们就杀国防部长，有点不合国法吧？崇祯强辩：“陈新甲职任中枢，一筹莫展，致令流寇披猖，戮辱我七亲藩，不更甚薄城乎！”于是这个因外事活动背了黑锅的陈新甲，愣是被皇帝以内务问题判处了死刑。
有鉴于此，此后便再无人肯出头做替罪羊。
到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北伐京师，崇祯眼见不敌，遂一再暗示几位主事大臣出头倡议迁都。以首辅陈演为首的高管们就坚决不肯出头了———俺们可吃不准这招叫“战略转进”还是“撒丫子逃”？再要引起舆论喧哗，谁知您又拿谁开刀？殉不殉社稷，这主意还是您自己拿吧！
只有几个不怕死的大臣，遮遮掩掩地建议：皇帝不肯走，能不能让太子南迁？———万一您真的殉了社稷，至少留个合法继承人，省得将来老朱家旁支的儿子们扯皮不是？
皇帝眼看如此暗示，竟愣还是没人出头苦苦哀求自己走(你们难道真的看不出来朕是满心想走的么？天津巡抚冯元飏的海船都调到通州了啊！)，一怒之下遂在平台召集群臣大发雷霆，讲了一番国君殉社稷的大道理不说，连太子也扣下不放了。
当年四月，李自成轻松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由于泰昌系的帝位顺次继承人被一网打尽，南京群臣只好另立万历旁支小福王，从此南明老朱家的各支脉山头内讧不断，生生把一个本来可能成为南宋的局面断送掉。
崇祯临死前哀叹：“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难得的是流贼头目李自成居然也这么认为，其在《登极诏》里称，“君(崇祯)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见识如此，难怪他也要上九宫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