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赋予一部文学作品沉重的政治寓意
莫枫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重点在于读书、生活的地方德黑兰。没有德黑兰，此书也就成为文学青年的娇嗔。套用张爱玲的话，一座城市的沦陷，成就了一本小说在现实意义上的不朽。
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作者阿扎尔·纳菲西，赶上了推翻巴列维王朝之后的伊朗。尽管留美期间接触过校园内的左翼运动，她还是感到极度不适应。于是在大学教授西方文学课程的她，组建了一个阅读小组，成员是她的学生，她想以对文学的信念来超脱革命所造成的黯淡现状。这是一个地下阅读小组，《一千零一夜》、《洛丽塔》、《了不起的盖茨比》等小说是她们的阅读书目。因为革命后男女分校，她的学生是清一色的女生。
在她们因阅读而向往、陷入的精神世界之外，是一个自由备受削减的社会，身为女性，更要面对政府限制女性的政策。女人必须穿着黑袍，戴着面纱，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才能出门，不允许化妆或涂指甲油，街上随时有风化警察检查，若被查出会遭受种种从肉体到精神的苛刻处罚。阅读，成为她们表达反抗的唯一方式。
但纳菲西最终背井离乡，定居美国。其他小组成员，日后或移民国外，或在事业上按部就班取得一定地位。
阿扎尔·纳菲西身为大学教授，所处的工作环境——大学校园，是新政府重点整肃的对象。在此之前，20世纪以来的伊朗改革方向一直朝西方化、世俗化看齐，1928年和1935年，政府两次立法改革服饰，强制男性穿西装、戴尖园帽。对女性，世俗化是开放之途，政府硬性规定德黑兰大学必须招收女学生，包括咖啡馆、电影馆、旅馆在内的公共场所必须对女性开放，妇女的就业渠道也被打开。这是巴列维的父亲统治一国的时候。
从巴列维国王与王后的回忆录《对历史的回答》、《忠贞不渝的爱》中，能看到革命前国家从宏观政策到私人领域的生活图景。巴列维上台后，国王的政策是继续世俗化，背后是皇权对宗教权力的排挤。1963年，巴列维国王宣布构成白色革命的六点计划：土地改革、森林和牧场国有化、出售国企给公众、工人分享利润计划、给女性选举权、建立知识分子大军启迪民智。改革使伊朗经济迅速腾飞，但政体改革滞缓，以至整体改革跛脚走路，政治窳败、特务统治横行。代表左翼的红色势力，与代表传统原教旨的黑色势力，最终赶走了优柔寡断的国王。国王辗转多国，然后去美国就医，这一刻伊朗国内的反美情绪激发到最高点，狂热者占据了美国大使馆，扣押外交人员作为人质。纳菲西就是赶在这样的风口浪尖回国，理所当然感到不适应，如进入另一个世界。女性、高级知识分子，这两个身份足以让她感觉格格不入。
纳菲西的尴尬，是社会上层精英人士的共同遭遇。伊朗从高度西化迅疾自闭退步，昔日的上层人士，多是跟西方联系密切者。与旧政权权力有关者，更遭到严密的清洗。军队里的飞行员多在美国受训，这批人或进监狱、或遭枪杀，以至两伊战争爆发后，庞大的伊朗毫无招架之力。形格势禁，政府只好释放旧日的职业军人和军官，让他们重操旧业抵抗入侵。萨达姆气势汹汹的攻势，破坏了日常生活形态，听警报、进防空洞，首都德黑兰遭受一波波的空袭和弹道导弹袭击。城市居民却觉得，轰炸间隙的生活开始出现亮色，因为焦头烂额的政府暂时放松了对国内的钳制。妇女开始变换服饰，化起妆来，袍子下面的尼龙丝袜也清楚可见，音乐会和酒会暗暗开始。只是，欢愉短暂一现，战争掀起了民族激情和年轻人的血性冲动，国家整体的精神面貌更加激进狂热。
生于1955年的纳菲西，1997年悻悻离开伊朗。另一位伊朗女作家、《我在伊朗长大》的作者玛赞·莎塔碧，生于1969年，在德黑兰长大，家门显要。1980年，玛赞正在就读的学校被官方关闭，当局认为男女同班的法语学校是资本主义的颓废象征物。玛赞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纳菲西大体相似，只是前者多单纯的观察体验，后者多了阅读和思考。去法国留学复回国的玛赞，最终远赴欧洲。她的外婆曾是高傲的王妃，她对玛赞说：“恐惧使我们丧失良知，恐惧使我们变成懦夫。”纳菲西则说：“荒谬的虚构本质宰制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设法活在开阔的空间，活在已成为我们保护壳的起居室和屋外审查官的妖魔世界之间所形成的漏洞。”纳菲西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默默表达她的不服从，比如在头巾下露出些许发丝。
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赋予一部文学作品沉重的政治寓意。文学想象赋予作者对生活中各种可能性的体验和尝试。在一个充满禁闭与禁忌的国度，阅读一本来自其他国度的小说，已然具有一种公共性。这样的行为所拥有的反抗意味，连接着人之为人的尊严，而对亲历者而言，这又是一场私人意志的巨大冒险，特殊的体验带来对自身所处社会的迥异认知。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惶然录》中写道，当你改变了理解世界的方式，你就改变了世界本身。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即蕴藉了此种“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