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及全国且旷日持久的“血荒”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沦为了潜在的弱势群体。在善待自己方面，我们做得远远不够
文 | 本刊记者 高嘉亦
倘若你还在为中国GDP“超日赶美”的成就而幸福地傻笑，或者为中国在各体育盛典中傲人的奖牌排名而沾沾自喜，不妨看看这组数据：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口献血率为4.54%，中等收入国家为1.01%；当前中国人口献血率仅为0.84%，美国则高达6%。
在低人口献血率的表象背后，还隐藏着更危险的信号：近两年全国各地“血荒”现象大面积的升温，昆明告急、南京告急、青岛告急、北京告急……
或许很多人尚未意识到，在这场波及全国且旷日持久的“血荒”中，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沦为了潜在的弱势群体。在缺乏共同价值观念支撑的时代背景下，在人类高尚情感被个人利益撕裂的社会转型期，尽管大多数国人依然乐于向那些深陷困境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可是，在善待自己方面，我们做得远远不够。
中国人，为什么不愿献血？
直击疑虑
按理说，献血本是一件救死扶伤、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国《献血法》也为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制订了免费用血的鼓励政策。所以，无论是基于道德情操的出发点，还是出于个人目的的功利考量，无偿献血都是一个“很值得”的选择。
但是，在去年搜狐网所作的一次有关“你愿意献血吗”的民意调查中，参与的389961人中仅有10879人表示愿意献血。
疑虑一：健康影响
正面积极的宣传口号反而造成了不少人的献血疑虑，这恐怕是一个令政府部门始料未及的结果。献血为何对年龄有限制？为何体质虚弱者不得献血？为何献完血后身体会略感不适需要进补营养品？为何最懂得“献血无损健康”医理常识的医护人员们自身却对献血表现得如此不积极？冠冕堂皇的宣传标语对这些问号均没有给出答案。
另据调查显示，在我国的献血人群中，大学生、农民工无偿献血的比例超过90%，而公务员的参与比率仅为0.92%，医务人员则是1.2%。而在各地方医院，如下的“不平等”政策比比皆是：献血的医护人员能获得奖金奖励、营养费用和数天的休假。这更使得本就对献血心存疑虑的人们颇感“心寒”。
疑虑二：传染危险
献血蕴含的不安全隐患则是造成公众顾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艾滋病毒感染范围已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因临床输血导致艾滋病和丙肝等疾病感染的案例也时有发生。据调查显示，有超过二成的人担心由于献血被传染各种疾病。事实上，他们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尽管非法采血渠道绝对无法与正规献血途径同日而语，但毕竟谁也不能保证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安全。所以，就算因献血而被感染的概率极低，可万一不幸“中招”，那就“比窦娥还冤”了。
我国血站的普遍做法是，在献血前一般只进行简单的初检，待血液收集来之后再进行详细检验。这种做法的隐患在于：一旦在消毒、收集等环节出现任何细微的疏漏，都有可能造成不可掌控的严重后果。而对于献血者来说，这就意味着被感染的风险将大大提高。
疑虑三：保障制度
“献血容易，用血难”，这恐怕是令许多献血者最为纠结的事情。
尽管我国《献血法》早已明确规定，“无偿献血者需要临床用血时，免交血液费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少医疗机构经常以各种理由或“门槛”百般搪塞或者变相拒绝。此外，由于各省市在用血的实际收费和免交标准上存在着很大差距，也间接增加了异地报销程序的繁琐性和困难度。
一腔热血去救人，但在自己有需要时却无法获得基本保障，面对这样的遭遇，很多无偿献血者难免滋生出“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绝望感。因此，如果对于献血者的各项保障政策难以落实到位，公众普遍的怀疑和冷漠心态便无法避免。
疑虑四：用血流向
在一份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输血科主任李碧娟出具的《科学安全有效输血》报告中，因不合理及过量输血引起并发症的病例不时闪现，有的病人甚至因输血过多而死亡。
据了解，发达国家每台手术的平均用血数为87毫升，而来自我国的数据显示，2008年北京协和医院的平均用血数为172毫升，全国范围内大部分医院的平均用血数均高于1个单位(200毫升)。总体而言，我国的临床用血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年均增长速率高达10%～15%。
从献血者的角度来看，也许他们无法详细了解医院的用血制度，但他们理应拥有对自己血液“流向”的知情权。自己的鲜血是否真的用于救人了？有没有因为储存不善而被污染或浪费？2009年那场“人血浇花”的闹剧已经践踏了无数献血者的善意与爱心，令得很多人心灰意冷地远离了献血者队列，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吗？
究竟需要付出多少“鲜血”的代价，才能换回相关部门和单位的一点点警醒和反思？
信任危机
当下，我们似乎已经陷入了一种“无偿献血，高价用血”的恶性循环：献血人数在逐年减少，用血价格则逐年攀升，而用血价格的提高又导致献血的人更少。与此同时，由于献血去向模糊不清，对相关单位通过无偿献血谋取私利的质疑声日盛。而在种种指责和猜忌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一场“信任危机”。
面对这场空前的“信任危机”，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对策一：科学宣传
首先应该广泛普及科学常识，努力消除公众对献血的认识误区。尤其是关于献血究竟对健康有何影响，应该有一个权威而科学的解释。
实际上，自1948年国际红十字会提出“医疗用血采取无偿献血和免费用血制度”以来，献血对身体有益的论断早已得到了科学的验证。同时，社会上确实有很多人愿意抱着帮助他人的目的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但是，过于生硬和“一边倒”的宣传口径，令很多人心生“被忽悠”的疑虑。
必须承认，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如果只是不断向公众宣讲献血的利好面，比如有助于促进身体内血液的新陈代谢，却对献血后身体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绝口不提，大家就只能通过道听途说或其他非专业渠道去寻找答案，最终结果只能是使更多的爱心人士对献血敬而远之。
对策二：规范用血
其次，消除公众对医院的不信任感刻不容缓。而要想消除这层“信任壁垒”，医院必须先从自身反思。
无偿献血者需要用血时却只能高价买血，甚至高价也买不到血，这种事放在谁身上都会倍感委屈。委屈之外还有憋屈：据媒体报道，医院用血量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越献血量，而在很多医院，因缺血导致推延的手术比例为10%～15%。
北京市血液中心主任刘江告诉记者：“随着我国医保覆盖率的提高，尤其是新农合政策医疗报销比例的上升，导致近年来低收入人群的就医比例不断上升，医院手术数量及用血量也随之增长。”
但是，用血人数激增似乎不足以作为目前“血荒”现象的充分理由。有业内人士表示，医院用血制度的不规范才是导致血液浪费严重的根源。去年11月初在成都召开的第五届全国输血大会上，卫生部相关领导也专门提到了我国一些医院合理用血意识不够、部分地方存在滥用血液等现象的问题。
据2009年四川省对临床用血情况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合理用血比例达到20%～30%。而在有关输血知识的调查中，370名临床医生的正确率仅为67%，很多医生常向患者灌输“输血有益健康”的理念，并把血液当做药物或安慰剂来使用，导致了血液滥用现象严重。
因此，输血不当的确有害健康，而由此产生的血液浪费，更会让原本就不乐观的“血荒”问题雪上加霜。目前，我国每台手术的平均输血量是美国的两倍，倘若能以具体严格的制度加以规范，相信眼下的“血荒”之灾也能得到有效缓解。
对策三：血站监管
最后，这场“血荒”危机的症结还在于对血站的监管不力。
我国《血站管理办法》规定，血站不以盈利为目的。在目前全国的350多家血站中，70%属于纯公益机构，由财政拨款补贴管理；30%则独立经营，自收自支。
“我们无偿献血给你，你却拿去卖”，这是公众对于血站的一种普遍质疑。对此，卫生部相关官员曾多次解释称，血站向医院出售血液，这笔费用是采集过程的成本，也是由国家发改委统一定价的。血液采集过程包括车上采集血液、车上初检、实验室的两次血液检查、将血液分离为成分血、储存并运输至医院，其中人力、试剂、包装和运费等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此外，按照国家要求，血站还需要经常更新采血设备，而设备的折旧费用也属于血站成本之中。
然而，有关血站的成本费用明细，公众毫不知情，至于采集后的血液去向哪里，大家更是不得而知。如果血站的各项开支以及血液流向均能做到公开透明，公众对血站的信任度自然会增加，献血热情也将会被重新点燃。
情法并重
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提出了修改《献血法》的议案，建议政府及时“建立国家验证系统，统一返还用血标准”，从而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一的“血液银行”。
“血液银行”实际上是一个统一的血液数据库，其意义在于严格记录血液采集以及使用的整个流程。对于无偿献血者来说，通过“血液银行”可以实现自身血液的预存，有效解决血液短缺的问题。而只有以法律的形式加强血站管理、理顺血站的工作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血荒”问题，赢得民众的信任。
日前，日本突发9.0级大地震，人员损失惨重，面对巨大的血液需求，日本红十字会却“拒绝”了激增的献血者，称自身库存充足，并呼吁民众不要集中献血。这个案例很值得我国相关部门和单位反思与借鉴。要知道，日本从卖血过渡到无偿献血，其间只用了短短10年。而日本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建立起一套完善规范的血液管理制度，正是因为政府将无偿献血纳入到其工作计划之中，制定了相关具体政策，并要求官员带头献血。同时对民众的献血规定也逐一细化，比如要求民众在成人礼、参加工作以及“五一”劳动节时都献血一次。
此外，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等献血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均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为推行无偿献血提供了切实保障。
在国外经验中，值得我们学习的还有很多，比如完善的献血教育。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献血知识普及，不仅开设了相关的知识课堂，还定期组织孩子参观血站，父母献血时也允许孩子观看。这种献血教育帮助很多孩子从小就掌握了“献血不影响健康”的常识，并将献血看做是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长大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献血大军”的一员。
为了更好地消除公众疑虑，正确引导民众的献血爱心，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也不可忽视。马英九就曾因在30年内累计献血45000毫升而被评为“绩优献血人”；日本天皇在56岁时还继续参加献血；英国皇室向来以珍惜和吝啬“皇家血液”著称，其王储也加入到了献血的行列。在这方面，中国的表现也不落人后：2010年底，58岁的卫生部部长陈竺带领一些卫生部官员走上了献血车，而这已是陈竺自就任卫生部部长以来的第三次献血。
归根究底，献血本是一种公益行为，因此，在法律规定的义务之外，我们更应从道德层面去看待它，从而真心地作出一种向善的选择。只有当生命的价值体现于对社会和他人的贡献中，个人的自我价值才能最终实现，世界也才会更加温暖祥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