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洪若琳 发自广州
4月17日，周日，上午十点，家住广州番禺区丽江花园的巴索风云带着家中收集的几袋垃圾来到小区的会所门口。随后，樱桃白和珊瑚天使也来了。
几个人陆续从会所的楼梯隔间里搬出桌椅、大编织袋、手套、立式宣传海报、传单，过程默契，没有过多的言语。从去年3月份开始，这样的一套动作，他们每个周日都要重复一次。
他们是 “绿色家庭”的成员，这是个没有明确组织形态的小团体，成员只有七八个，都是有兴趣尝试垃圾分类的业主。每个周日，他们在小区会所门口支起小摊，等待小区内的热心业主送来垃圾，同时上门对一栋垃圾分类试点楼宇的垃圾进行回收。巴索风云、樱桃白、珊瑚天使等名字，都是他们在网络中的ID，生活中，尽管彼此都已经很熟悉，但他们还是习惯用网名互相称呼，网络上的身份，已然是他们维权的象征符号。
11年垃圾分类停滞
简易的摊子布置好以后，巴索带上已经发黑的手套和几个大编织袋，走一段路去小区内的一栋11层高的楼道收垃圾，另一个伙伴在那里等他。
楼道一共有40户人家，长期居住有25户，而参与垃圾回收的家庭有20户，哪一层分别有哪几户人家参加，“绿色家庭”志愿者都记得清清楚楚。很快，搜集了三大编织袋垃圾后，志愿者从楼下牵出三轮小板车，熟练地把垃圾搬上车，送回小区会所。
巴索风云选择走回去，与他同行的还有几个记者，2009年底的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中，他成功请来番禺区长谭应华与番禺居民座谈。一说起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记者们一定都要先找巴索风云聊聊。
而此次的话题焦点集中在，番禺垃圾焚烧厂二次选址公布。
4月12日，番禺区政府正式公布了五个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备选地址，分别为东涌镇、榄核镇、沙湾镇、大岗镇和大石街会江五个选址，由此引来新一轮争议。
“重提建焚烧厂，等于让垃圾处理的问题走回原点。”巴索不止一次对媒体这么说。经过那场风波，巴索最后选择力挺垃圾分类。不以分类为前提的终端处理方式，包括填埋和焚烧，巴索都不支持。
小区会所前的路口，“绿色家庭”志愿者戴上手套，开始挑拣垃圾。“像这种包装纸目前是没办法回收的，很苦恼。”巴索拿起几张冲剂的铝塑包装纸，对记者说道。
让他们苦恼的还有有害垃圾的回收。
2010年4月，巴索一行人曾经给城管委送去六袋有害垃圾，这是他们在实行垃圾分类回收一个多月以来收集来的“烫手山芋”， 打印机的硒鼓、过期药品、过期化妆品、内充有化学品的冷冻垫、废灯管、废旧电池等等。这些有害垃圾不能随意扔掉，废品回收站又不愿回收。
早在2000年，广州业已推行垃圾分类，全国8个城市试点垃圾分类，广州就是其中之一。由广州主编的垃圾分类标准，被建设部作为国标在全国颁布实施。在送六袋有害垃圾去城管委之前，巴索以为，已经推行垃圾分类10年之久的广州，应该已经起码拥有配套完善的垃圾处理系统，很快便能解决。没想到的却是，几袋不起眼的有害垃圾，却难倒了城管委和环保局。因为没有合适的处理方法，巴索送去的六袋垃圾，被暂时送到了燕岭附近的环卫系统洒水车队仓库保管。
十年垃圾分类的成果，由此可见一斑。
分类还是焚烧
韩志鹏是广州市知名政协委员，之所以开始接触广州的垃圾处理系统，意识到垃圾围城的危机，同样是因为2009年的番禺焚烧事件。
“我当时就提出，不管终端处理是采用填埋还是焚烧，都必须以分类为前提。”在公共领域，韩志鹏是广州第一个提出垃圾分类处理的委员。
那一年，他去了李坑。
李坑是广州第一家垃圾焚烧厂，坐落在白云区太和镇，近年来不断有消息曝光，因为当地垃圾焚烧产生的大量二噁英，附近居民患癌症的几率在逐年上升。
说起那次经历，韩志鹏至今印象深刻。电视台的车停在路边，韩志鹏一下车便被民众团团围住，足足围了三个多小时。村民陆续接踵而至，多的时候有近百人围观。“男女老少都有，有中年的男人过来反映情况，说李坑的水不能喝。”
事实上，关于垃圾焚烧厂产生的二噁英危害，多年来都陆续有科学论文辅以辩证。
2009年5月，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的几位学者在《环境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垃圾焚烧二噁英排放特征和毒性当量指示物研究的论文，文章考察了41个垃圾焚烧设备，采得234个排放烟气的样本。通过样本分析，得出我国生活垃圾焚烧炉的二噁英排放数据为0.001-1.65ng I-TEQ m-3，其高值既超出我国的排放标准（1 ng I-TEQ m-3），又大大超出我国将逐渐效仿的欧盟标准（0.1ng I-TEQ m-3）
各地也不断出现垃圾焚烧厂的负面新闻，先是李坑的水冷壁管道破裂发生爆炸，之后是江苏海安县发生全国第一起状告焚烧厂的官司，而一直被广州市政府拿来作为榜样的澳门焚烧厂，在今年2月份传出附近居民血铅超标的新闻。
颇为吊诡的是，环境业界专家却几乎一面倒地选择支持垃圾焚烧，2009年召开的一次专家讨论，与会32位专家中有31位支持垃圾焚烧，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是例外的一位。
广州市每日接近1.2万吨的垃圾中，厨余垃圾量超过一半。“大部分的厨余垃圾可做生物处理，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都可做适当的处理和回收，实际上剩下的需要焚烧或填埋的垃圾只占很少份额，只占一两成的样子。”赵章元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焚烧厂并没有一定要建设的必要。
然而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2010年全市生活垃圾中，以填埋的方式处理的将近80%；再生资源回收部分占14.8%；焚烧发电部分接近6%；而生化处理仅为0.7%左右。
尴尬的城管委
2011年4月1日，《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出台，成为国内第一部垃圾分类的管理条例。
然而配套不给力，各类资源处理系统不完善，宣传教育不到位，分类仍然停留在试点层面，迟迟无法得到全市推广，广受公众诟病。
“我被他们骗了！”韩志鹏在微博上大呼受骗的发言引来众人的围观。“去年城管委在答复我关于《为生活垃圾分类做好配套工作》的提案时表示，已筹集1500万购置垃圾桶，今年还将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今日广州正式开始垃圾分类，但用于收集家庭生活垃圾的垃圾桶却要求由物管提供。至今，我所在的社区未见到半个垃圾桶！”
樱桃白则直接向时代周报记者表态。“城管委是焚烧厂的业主，推行以焚烧为主，填埋为辅的垃圾处理方法，这个思路与垃圾分类的处理思路有冲突。城管委没有诚意推广垃圾分类。垃圾不分类，则焚烧不安全，垃圾一分类，就不可能以焚烧为主。”
韩志鹏对这种说法不置可否。就在他发出“受骗”言论的几天后，城管委分管垃圾分类的余尚风处长主动约见韩志鹏，向他出示了1500万的支出账本，详细解释了垃圾分类资金的去向。
“都说城管委不作为，但说句公道话，他们的地位也挺尴尬的。就我与城管委领导的接触来看，管理者对垃圾分类还是比较重视的。”韩志鹏直言。
广州市城管委成立于2009年5月份，自成立之日起，环卫局最主要的卫生保洁职能今后就归并到城管委。而城管委一上台，就面临垃圾围城如何寻找出路的困境。
上文所述的《为生活垃圾分类做好配套工作》，是韩志鹏在2010年两会期间提交的提案，“前前后后沟通了几个月，直到去年9月底正式给我回复，回复中承认了填埋和焚烧都不是处理垃圾最有效的方法，同时说会推动厨余处理厂的建设，但没有给具体的时间表。”虽然不是最满意的答复，但韩志鹏还是肯定了城管委推动垃圾分类的诚意。
“关于追加资金部分，预算已经通过了，但直到现在，这笔资金还没有落实下来。”城管委也在哭穷。
一烧了之的懒政
“焚烧发电有国家政策扶持，一烧了之，干净利索，”虽然对城管委有所体谅，但韩志鹏也并不避讳这当中的利益关系。“垃圾分类，资源化回收处理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需要政府指导、企业资本介入、街道分区协助、全民参与来配合，缺一不可。但现在政府指导扶持这一块明显薄弱，自然难以推行。”
和繁琐的垃圾资源化处理相比，焚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显得更有吸引力。
公开资料显示，垃圾处理费补贴和上网电价收入是垃圾发电厂成本补偿和利润的主要来源。而每处理一吨垃圾，政府就给予一定金额的补贴。根据广州市政府通报，目前广州全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为1.2万吨。由此，承包广州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广日(电梯)集团，每天可获得的垃圾处理费补贴是168万元，全年累计超过6亿元。而拥有25年城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理特许经营权的广日集团，仅垃圾处理费补贴，就可获得150亿元。
时至今日，一年过去了，巴索仍然不清楚那六袋垃圾最终作何处置，摆在他面前还有一整袋废弃灯管和一些过期药品。
“冯科长说直接拿去小区侧门的垃圾压缩站就可以了，他说已经交待好了，会专门派人过来运去那个仓库储存的。”巴索口中的冯科长是番禺区环卫局分管垃圾分类的主任。
樱桃白不同意。“压缩站知道怎么处理有害垃圾吗？他们只会把所有垃圾都压碎。我不相信他们，你还是送到环卫局吧！”
最后巴索还是决定把它们送到压缩站，“没关系，我们可以追踪看看这些垃圾都去了哪里嘛。”如同打游戏闯关，巴索打算去压缩站一探究竟。
面对巴索拿过去的废旧灯管和过期药品，压缩站的负责人一脸迷茫，当问及是否有垃圾分类培训，是否知道这是有害垃圾时，对方更是一问三不知。
“那这两袋垃圾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记者问。
“每天都有这种不要的灯管，我们都是一起压碎了运走的。”负责人回答道。
随后，巴索打通了冯科长的电话，冯科长承诺，压缩站负责人会保管这些有害垃圾的。一番交待以后，巴索离开垃圾站，他说，自己还会继续跟踪这些有害垃圾是否得到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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