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丹 孙亚玲
继5月8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举办独唱音乐会之后，龚琳娜将于5月22日参加上海世界音乐周，带来个人专场。在这两场音乐会里，不仅有《忐忑》，也有她自己更喜欢的《自由鸟》、《静夜思》和《相思染》等当代民族唱法演绎的作品。她甚至已经想好了要在上海中山公园的户外舞台上教观众们喊彝族山歌，玩各种声音游戏。
第一财经日报：你一直强调，中国民族声乐应该找到自己的声音。但这件事却是由老锣这样一个德国作曲家来做，会不会有一种遗憾？
龚琳娜：老锣虽然是一个西方人、一个旁观者，但他很喜欢中国民族音乐，1993年就开始在中国学音乐，一直在做这件事。其实很多中国作曲家也在关注民族音乐，比如谭盾也在自己的家乡湘西寻根。不同的创作者会形成自己的语言，在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回过头去关注传统，这特别好。
日报：你们既是夫妻，也是搭档，会有分歧吗？
龚琳娜：大方向不会，小的会有。比如说，我唱歌太有感觉的话，他会觉得很做作，会说他受不了了，我不能这么唱。有时他写完作品，我也会提建议，他也会听。我们的爱情会激发很多能量，有对家庭的爱、对孩子的爱、对中国音乐的爱，两个人一起碰撞，火花就会很强。所有的困难，我们都是一起面对的，不是孤独一人走在路上。比如说，我想唱一部独角歌剧，谁能帮我实现？他就会写出来让我唱。而他的作品写出来，也会马上在舞台上获得生命，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很完整的。
日报：你曾经说，《忐忑》的走红会让更多人关注艺术歌曲。但网络时代的特点是，人们热闹围观一件事之后，散去的速度也非常快。你怎么面对热潮退去之后？
龚琳娜：我不会一生就只唱《忐忑》，我一直在做自己的音乐，用我的全身心来唱歌。“《忐忑》现象”只是我生命的敲门砖，它给了我更多机会给大家唱歌。我跟老锣这些年创作了很多，比如《静夜思》、《你在哪里》都是很好的歌，只是说《忐忑》非常有特色，正好跟这个时代碰撞了。
日报：成名势必会有正面与负面的影响，你如何面对？
龚琳娜：我以前成名过，虽然名声不算大，但是经历过。所以，现在又成名了，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们的艺术理想可以实现了，有了更大的平台，并且是靠我们自己走出来的，不是靠炒作和打造出来的。这可能会给后面的音乐家一些希望：只要做好的音乐就会有观众，就能养活自己。
但同时我们给孩子的时间少了，不是那么自由。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名和利来打开中国音乐，实现艺术理想。我们不会受名和利的束缚，从我开始选择做新音乐，放弃物欲的时候，已经决定了我的音乐灵魂——在艺术和商业发生冲撞时，我肯定选艺术，我希望这两者是统一的。
日报：你在国外也经历过一些挫折，比如一场音乐会，舞台下只有几个观众。
龚琳娜：这些经历都是特别好的历练，困难总会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因为观众不懂你的音乐，你就会去研究，肯定是自己出了问题，你会想尽办法疏通。危机就是危险的机会，当我特别苦恼特别徘徊的时候，心里充满欲望，又希望自己安静。人在忐忑的时候是很有创造力的。
日报：《忐忑》这首歌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状态，你觉得是怎样的状态？
龚琳娜：我身边的人都在找信仰，还有大部分人都在匆匆忙忙地工作，不知道生活是为了什么。关于爱情人们也很困惑，女孩们是要找个有车有房的人，还是找自己爱的人？中国发展很快，就有很多疑问出现。中国人在这个时代是充满活力的，中国的年轻人很活跃，好学、开放，德国年轻人就不是这种感觉。我很喜欢现在这个时代的活力，所以这也是我回到中国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