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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商人的“幸福观” 关陈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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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关陈 上海报道

忽如一夜春风来。不经意之间,“幸福”——这个再简单不过的词汇,已经成为时下最热门的词汇之一。从今年地方两会召开之后,由南到北,自西向东,“幸福”之声几乎传遍了中华大地。

曾经被各级政府奉为圭臬的GDP数据正在被有意淡化,政府高层给出的“十二五”期间的GDP增长目标甚至已经被降至7%。越来越多的类似现象无疑预示着,“幸福”这个抽象的词汇将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如今,这个词汇不仅获得了来自政府部门的注意,甚至已经变成了温州商人关注的重点话题。3月30日下午,“感悟幸福?2011—海内外温商论坛” 在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举行。他们邀请不丹研究院院长卡玛·尤拉发表了主题演讲,并邀请徐景安、徐永光、周成建、高天乐、陈志远等嘉宾进行了讨论。

卡玛·尤拉(不丹研究院院长):我们对幸福的个人追求和努力,与机构组织带来的外部环境相关,只有外部环境对个人有利的时候,幸福才有可能。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要重视自己的态度和思维。作为个人,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出身在某个国家,出身在某一个环境,有自己的父母,所以说从国家到组织,都要有很多承诺。幸福事实上一方面是承诺,另一方面是自由和选择,关键在于这两者的平衡。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决策都来自自由和选择,但我相信我们对我们的社区,对我们的国家,以及环境、生态都是有责任的。这也是我们对于下一代的责任。

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说,幸福有很多不同的来源,来自不同的资本。除了经济资本之外,我们也有社会文化以及人力资源,还有就是生态资本。但是因为我们过于关注经济资本和生活标准,尤其是关注物质生活情况,过于关注经济和财政,没有太多地关注环境和社会文化。

我这里想强调,社区的活力非常重要。我们的价值观其实是由我们的教育和环境决定的,我们成长、工作的环境对我们非常重要。社区的本质其实是社会上互相的支持,其中有非常深的归属感,有朋友、亲属之间的关系,这对一个人而言非常重要。在我所强调的国民幸福指数中,社区占有较高比重。你会发现,在一个社区生存时间长的话,幸福指数很高,如果经常迁移,幸福度反而不高。所以对于政府来说,强调一个社区内,家属、家庭之间的交流,可以突出社区的归属感。

慷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在慷慨或者给予的同时,可以感觉到快乐。对社会给予,也会让自己感到很大的快乐。在不丹,每年至少有一半的人都会以不同形式做志愿工作,或者是捐助的工作,而且不是以金钱的捐助,而是以其他的形式捐助。比如说,在一个社区里面要建房屋,我们都会互相帮忙;或者有人去世了,都会有人陪伴家属。这个和中国的传统有相同的地方。

幸福生活的关键就是把每天的时间均衡地安排起来。工作时间由经济结构来决定。我们希望从中获取效益,从25岁到50岁,每天需要至少工作8小时。如果这种工作让我们感觉不幸福,我觉得还不如不选择这种工作,但是个人往往又没法去选择。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重新设计经济的工作时间和结构。

周成建(美特斯邦威董事长):我们过去从没有物质去追求物质,那个过程是幸福的。但今天来看,大家已经有物质了,又觉得不幸福,又会认为是为物而累。

幸福是一种内心的管理,了解自己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你掌握了自己的心,如果管好自己的心,把握好自己的心,安抚好自己的心,我觉得幸福指数肯定会不断地提高。另外,还要不间断地确立新的目标和标准,并去实现它,这样才会获得持续、持久的幸福。所以我们始终在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努力,这个过程让自己持续地获得幸福的价值。

高天乐(天正集团董事长):我们做企业,企业慢慢成长、员工慢慢增加、身边人的收入都在增长的时候,其实你就为社会带来了价值,这个价值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比如说我们的产品满足了客户的需求,创造了就业,为社会,为区域里面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那都是一种幸福。

幸福是无时不在的,无处不在的,只要真正地去关注幸福,幸福随时可以来。以前我觉得做慈善事业有成就感,觉得很幸福。但是上个月有个朋友送来甲鱼到我家里,这个甲鱼是活的,但是放在那里不敢吃,后来想自己拿着个甲鱼把它放到河里去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幸福,很有成就感。其实,我觉得幸福随时可以有,只要你关注,幸福的事情一定会有。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我想讲一下幸福和做慈善的关系。做慈善,或者是把钱拿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会感觉到幸福和快乐呢?我通俗地讲,你帮助别人,使别人得到好处,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这相当于一种精神消费。你没有付出了钱,你没有买到物质的东西,但是有了精神的满足。而且它的确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徐景安(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对企业家什么是幸福呢?我一直认为,企业的宗旨是什么?是追求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不是利润最大化,是幸福最大化。我们现在还在讲利润最大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经营理念,而西方的产权理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强调了要兼顾利益有关方,要照顾利益有关方的理论。利益不只是股东的,一定要顾及员工,顾及消费者,顾及社会,顾及社区,所以这成为当今西方产权产权理论的主流。

当今社会往往忽略了人与人情感的进步,去片面追求物质层面的幸福。可是物质层面幸福要获得代价的,要算计,要竞争,要承担亏本,还承担风险,还要失败。而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幸福是很容易得到的,是比较容易快捷得到的,你对人家好,人家就会对你好。所以情感层的幸福很简单,回家对孩子好一点,对父母好一点,我们政府工作人员对老百姓好一点,就会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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