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怀宇
黄永年（1925-2007）以唐史研究闻名，学术涉猎甚广，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皆精，书法与印章自成一格。
当我征得黄先生和他的公子黄寿成同意后，专程到西安黄家访问，时为2006年12月7日，农历大雪。当日黄先生声音微弱，访问成了黄氏父子和我一起交流，有些谈话需要黄寿成在一旁解释才能听清。黄永年谈起童年旧年，似有无限向往；对自己的学术成就，则只是轻轻带过。偶尔谈及学界中看不起的人事，言语顿显锋芒。谈得最多的是昔日师友：吕思勉、顾颉刚、童书业、启功，这些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尽在追思里。
2007年1月16日，黄永年逝世。
《古文观止》“选得坏”
晚年，黄永年很少出门，每天在家看闲书，最爱看回忆录。我望着家里珍贵的古书问：“这些书以后怎么办？”他淡淡地说：“不考虑。我的儿子也是搞这种东西，他还可以用。” 黄寿成也是学者。
黄永年童年在常州读书。抗战之初，他在常州地摊上买到吕思勉的著作《经子解题》，大受启发。初中读书时找些古书看，学做文言文。高中二年级时考入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有幸听了吕思勉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黄永年回忆：“我听吕先生的课，简直是一种学问上的享受。吕先生当时已经五十几岁了，但是在课堂上从来不坐着，总是站着在黑板上写一段，然后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课。他没有叫我们买教科书，也没有专门印发讲义，但把每次写在黑板上的内容抄下来，就是一部好讲义。”
在黄永年看来，吕思勉是“生平第一次遇到的好老师，是把我真正引进学问之门的导师”。他专门提到自己的著作《学苑与书林》的第一篇：《吕思勉先生〈古文观止〉评讲录》。这份看似平常的评讲录，在黄永年心中并不平常。“我记得上第一堂‘国文’课，吕先生就宣布用《古文观止》作教本。我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古文观止》我在十三四岁时就选读过，不久买到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又有了点文学史的知识。早薄《古文观止》为村塾陋籍，何以吕先生这位大学者忽然要用这种陋籍作教本呢？可是接着吕先生就作解释了，吕先生说：所以用这部书，正是因为它选得坏。”经吕思勉一一评讲，黄永年有茅塞顿开之感，因而在几十年后，还把当年的讲课笔记印出。中年以后，黄永年执教陕西师范大学时感慨：“现在，我也是五十好几的人，已接近当年吕先生给我们讲课时的年龄了，也勉强在大学里带着几位唐史专业研究生。可是抚心自问，在学问上固不如吕先生的万一，在为人处世上也深感吕先生之不易企及。”（《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
不择对象的童书业
黄永年后来认识童书业，执弟子礼，他回忆：“童先生有个习惯，喜欢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讲给别人听，虽然有时不择对象，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但我认为总比某些人喜欢在学问上、资料上留一手好得多。”黄永年入读复旦大学历史系后，时常向童书业问学，后来更有缘分：“在解放的前一年，他托当时已在博物馆工作的承名世兄作媒把他的大女儿教宁介绍给我。我和教宁没见过面，但马上表示同意，不过说要请示母亲。童先生就在抽斗里翻了半天，翻出一张教宁十二三岁小姑娘时候的照片，让我寄到常州给我母亲看，我母亲也居然回信满口同意。解放后不久，我们结了婚。从此童先生和我除师生外又加上一层翁婿关系。他没有儿子，所以后来还当我亲儿子看待。”
黄永年回忆岳父童书业的文章里有妙笔：“有一次我和他到光华大学宿舍去看吕思勉先生，走到半路他突然叫起来，原来裤带断了，我一看，已烂得无法接，好在不在大马路上，赶快到附近小杂货店买了一条给他换上。不过他对我却还关心，我每次去看他，谈到中午，总是请工友从附近饭馆里买一客茄汁牛肉饭给我当午餐。每次都不变，因为他爱吃茄汁牛肉，以为我一定也爱吃。”
几块钱的古书涨到几万块
1950年，黄永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服从统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政治课助教。1956年随校迁至西安。对于这次变动，黄永年说：“到西安来，我是很赞同的，因为对上海也没有什么留恋。上海有什么好？都是玩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我是从来不玩的。我到现在不会跳交际舞，对电影也没有什么兴趣，上海还有什么呢？”我随即接话说：“您在上海买了很多古书！”黄永年笑道：“这倒是，当时古书实在便宜。当时我一个月80多块，我记得在学生食堂吃很好的饭，一个月才12块钱。所以可以买书，一本明版书3块5块就可以买。我看着实在便宜，买着玩。当时几块钱的书现在涨到几万块了。当时没有做生意的头脑，如果有的话，现在发大财了。现在这点书也不卖，留着玩玩吧。”我问：“这些书对您后来的学术研究有没有影响？”黄永年淡淡地说：“没有关系，买这些是玩的。”
从上海到西安的第二年，黄永年因反对学生闹事，主张深入群众化解矛盾被划为“右派”，1962年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并摘帽。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1979年起，黄永年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硕士生，1982年起，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先后开设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等课程。他认为：“这些课程和学问都不是当年哪位老师直接传授的，而是凭多年自学而自行建立体系的。”
黄永年著有《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古文献学四讲》、《学苑零拾》、《树新义室笔谈》、《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等。我请教：“您在学术研究上的重点是什么？”黄先生说：“我有几个东西可以成为代表作：《文史探微》、《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学苑零拾》。重点是研究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因为人家研究有很多错误。另外有一点是版本目录，这个完全不是老师教出来的，是泡书店泡出来的。懂线装书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买书的，一种是卖书的，卖书的如果不懂，不到几个月就关门大吉了。买书的，太多钱不行，没有钱也不行，一定要稍微有一点钱，我就是这种人。”
黄永年取出启功题签的《文史探微》一书，在扉页上题字送给我。他家中珍藏吕思勉为他所书“录梁任公语”对联：“夙夜强学以待问，疏通知远而不诬。”黄永年视之为治学的座右铭，笑谈之间，挥毫为我书写此联，笔力苍劲，使我至今感念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