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中史
我喜欢读文学史，特别是现代文学史，但是总觉得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足，要么是时代的局限性，要么是史家主观偏爱，绝对称不上是信史，起码让我半信半疑。而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却不是这样的书。
阿英平生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一件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革命烈士方志敏的手稿，并想方设法付梓出版；第二件事就是他撰写了《晚清小说史》。
阿英是五四运动以来，一生角色转换最多、变脸最频繁的文化人，二十多岁的时候，他以左翼评论家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上，先后给鲁迅、郭沫若和茅盾都写过评论；三十多岁时，又开始写话剧剧本，其中《李闯王》和《碧血花》最为著名；四十多岁时，做学问，把大量的时间都用于晚清文学的研究上，收藏的相关史料也最为详尽，是个大藏书家；到了五十多岁，就当官了，曾做过天津文化局局长、天津文联主席，还主编过一本叫《民间文学》的杂志，文革后他没了。
阿英是晚清文学研究的绝对权威，他认为在中国小说史上，晚清是最繁荣最昌盛的一个时代。对晚清小说的繁荣，梁启超的观点是，“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鲁迅则说，晚清小说“虽命意在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对晚清小说最不以为然的是胡适，他干脆说，“都是学《儒林外史》。”阿英却比他们都客观，言明造成晚清小说空前繁荣的原因就是印刷行业的日益发达，印书比刻书方便了；再有就是西洋文化的影响，小说的重要性逐渐被国人认可；第三，晚清的政治腐败，许多知识分子只好寄情于文墨。我至今也认为晚清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可惜，一场运动将它腰斩了，之后，中国文坛就被西洋技法所取代，发展到今天，已很难再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找到中国文学传统了，偏狭一点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撰写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同时，还可以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借鉴史。”
在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中，李伯元和李伯元所创作的《文明小史》占有极其特殊的位置，而我们常常所推崇的《官场现形记》则排在它的后边。他说：《文明小史》在晚清是最出色的一部小说，研究晚清，就不能不论及到它。原因有二，其一，它是中国维新运动的小百科全书，其次，是它的写作手法独特，“不用固定的主人公，而是用流动的、不断替换的许许多多的人物作干线，可是并不感到怎么涣散，因为人物虽然换过，但人物的思想情绪却没有多少差异，仍然是密切的具有着联系性。”
晚清也是翻译小说最繁荣的一个阶段，当时，引进的西洋文学数量远远超过了创作小说的数量，翻译的质量如何，暂且不论，但是确实影响了一代人，也推动了许多作家的创作热情。
说到晚清的文学翻译，就不能不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严复，另一个是林纾。严复所提出的翻译三要素，至今还为翻译界所信奉，即所谓“信、雅、达”。林纾更是“以古文笔法译西洋小说的第一人”。有趣的是，这位林大人翻了这么多的外国小说，却是一个连二十六个字母都不认识的人，都是叫留过洋且识洋文的人来给他口述，他再意译，就这么鼓捣，他居然翻出了好几百部小说，包括莎士比亚、狄更斯、欧文、大仲马和巴尔扎克等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的作品，最有名的当然还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一时洛阳纸贵，也带动了后来鲁迅哥俩儿域外小说的译介，可惜鲁迅哥俩儿的译介不为当时读者所认可，终于归于失败。阿英对这一现象也给了一个客观答案，鲁迅哥俩儿失败的原因，一个是因为他们译的是短篇小说居多，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长篇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另一个原因是鲁迅哥俩儿在译文中保存着西洋艺术格式，也不为当时读者所接受，不免“所得究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
坦率地说，如果删掉作者名字的话，读者很难认定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的小说，它太洋气了，洋气得已不接地气了。
《晚清小说史》的版本很多，我最喜欢的还是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八年的作家版，竖排，古朴得可爱。
雪屏1分2分3分4分5分
